（本文刊登于2020年6月20日的《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众号）

2020年对这地球上的大多数人都将是特别的一年。著名音乐家马友友也不例外。对这位7岁即登台为肯尼迪夫妇演奏的大提琴家来说，“舞台”和“观众”早已构成他生命的一部分，但蔓延全球的疫情让这一切变得遥不可及。

在著名指挥家余隆的邀请下，马友友自2017年起，出任广东国际青年音乐周艺术委员会艺术总监一职（广东国际青年音乐周供图）

但马友友以另一种方式继续活跃于公众视野中。6月20日晚上，马友友参加了费城交响乐团举办的线上免费抗疫音乐会。这场音乐会由著名指挥家雅尼克主持，除了马友友外，钢琴家郎朗、小号演奏家马萨利斯，女高音弗莱明等著名艺术家与费城交响乐团共同完成这场特殊的演出，以向全球抗疫医护人员致敬；就在几天前，马友友又经历了另一个“第一次”——作为1976届毕业生，马友友用直播的方式为哈佛大学线上毕业典礼献上了一首大提琴曲。这也是哈佛大学384年历史上第一次线上直播毕业典礼。

音乐是马友友为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的送上的一份最佳疗伤礼物。实际上早在3月初，美国疫情初期，马友友就在个人社交网站上发布了一段大提琴演奏视频，“在和疫情相处的日子里，我尝试找到一个方法减轻焦虑，希望这样能给大家带来安慰。”这是他分享的第一支“慰藉之歌”（Songs Of Comfort）。此后，马友友相继发布了一系列名为“Songs of Comfort”的演奏视频，包括巴赫的“萨拉班德”、圣-桑《天鹅》以及Mister Rogers创作的童谣Tree Tree Tree等等。

“在面对不确定性时，在面对我们每个人今天和每一天都会遭遇的动荡和巨大变化时，不发一言，保持沉默，这就是对力量的滥用。让我们记住：为变革、创新或正义所做的每一次拼搏努力都始于荒野中的呼声。”去年马友友为达特茅斯学院毕业典礼致辞时说了这样一番话，而在当下的情形下再重新体味这段话更别具意义。

马友友曾不止一次提过他音乐之路的伯乐与偶像——大提琴家帕布罗．卡萨尔斯。这位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音乐家，支持西班牙的民主和自由，反对佛朗哥独裁政权。罗曼.罗兰把卡萨尔斯称作“保持着人道主义和始终为大众捍卫人类信念的伟人”。他说过：“我首先是一个人，第二是音乐家，第三是大提琴家。”他的话对马友友影响深远——充满人性的“人”也永远是马友友价值观的第一目标，他从来不会给自己仅仅定义为“大提琴家”。

作为一名享誉世界的华人音乐家，马友友最近几年与中国的文化联系因一个合作项目而更加深厚——2017年，在著名指挥家、广州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余隆先生力邀下，马友友出任“广东国际青年音乐周”（Youth Music Culture Guangdong，YMCG）艺术总监。此前，马友友从未在任何机构或文化项目中担任过艺术总监一职。

广东国际青年音乐周艺术委员会主席余隆与艺术总监马友友在广州执信中学活动现场（广东国际青年音乐周供图）

广州乐响乐团团长陈擎介绍，马友友本人特别看重这一合作。为此，他还专门组建了一个导师团队，而这个团队的核心成员基本来自他的母校哈佛大学。在训练营的9天里，马友友本人其实并不特别注重教授学员们的技法，他更看重分享他的人生理念和哲学层面的思考。对终年在全世界飞行演出的马友友来说，能在广州待两个星期，本身已说明他对这个项目的重视了。

童心未泯的马友友在今年的广东国际青年音乐周活动中玩起了“快闪”（广东国际青年音乐周供图）

音乐周期间，马友友还童心未泯，他几次突然出现在广州最热闹的市民生活的空间，拉起巴赫，玩起快闪。谈及感受，马友友说：音乐周，虽然很复杂很辛苦，但是，“和年轻学生在一起，激发我产生很多新的想法，好像重新开始喜欢音乐了。”

用音乐消弥人与人、种族与种族之间的藩篱，让人们在内心里找到一盏灯，驱除恐惧、疑惑与不安，予人以温暖、信心和力量，这就是马友友眼中音乐所应扮演的角色。而在今年这个特殊时刻，它更具意义与力量。

马友友与少年交响乐团小提琴组在广州西关旧城改造文化新地标永庆坊演出（广东国际青年音乐周供图）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可能谁都没有料到，2020年如此动荡不安；而且这个世界也越来越分化，在这特殊的时刻，你希望音乐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马友友：可不是嘛？2020年的一开始就是澳大利亚的山火，让我们失去了十亿只动物，十亿啊！实在让人痛心！更不必说接下来还有更多的悲剧和动荡……

“在这个混乱的当下，音乐能扮演什么角色？”这个问题很有趣，也是我追问了自己一辈子的问题。但在过去的十年里，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已不再是一个存在主义的问题，而是一个更紧急的问题；它也不再是一个形而上的问题，而是去思考我们如何能够提供切实的帮助——不仅仅是音乐本身，而是我们如何做音乐，科学、政治、商业都一样。

当我们讨论世界变革的时候，实际上讨论的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我们追求发明、创新，但随之而来破坏性因素也越来越多，人们就会恐慌，就会筑起高墙，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搭建桥梁，拆毁这些围墙。面对各种威胁和不安全的因素，人类的本能是保护自己，像海龟一样缩进自己的壳里。但另一方面，地球存在的问题，只有我们走出自己的壳，携手做我们不能单独做的事情才能解决。

任何机构、国家或公司都无法单独解决气候变化、性别不平等、未来一百年世界不会有的新经济变革，这是非常可悲的数据，更不用说贫困、疾病以及海洋生物，比如我们吃的鱼，体内所含的大量塑料这些问题。我们不仅是这些问题的始作俑者，而且还在不停推波助澜，最终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该如何解决呢？除非每个人都参与进来，否则根本没法解决这个问题，这里当然包括音乐家，包括你，包括每一个人。

图片来自马友友推特

三联生活周刊：除了音乐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兴趣。我们也发现很多有名的音乐家也越来越多地介入实务和政治，您想要更多地参与到政治中，给世界带来更多的改变吗？

马友友：我不参与政治，我和大家没什么区别，都只是在担心这个世界，如果这算参与政治的话，那就是吧。我只是担心我的孩子们和孩子的孩子们，他们已经在指责像我们了。婴儿潮出生的一代的人已经责怪我们给了他们一个糟糕的，一个不断恶化的地球，地球上生命的存活越来越艰难，这些都是无法偿还的债务。还有因为海洋水位上升而失去家园的数亿难民。我们制造出种种的问题，要如何自处呢？

这是我孩子这一辈人告诉我的，然而他们的下一代，也就是我孙子那一辈，这些问题会更严重。这意味着很多人都会生我们这一代人的气。所以我很想说，让我们暂停一下脚步，看看能够做什么，是不是已经太迟了，是否有时间改变呢？这不是政治，这关乎我们共同的家园，也就是我们的地球。没有一个国家不关心地球上发生的事，因为这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三联生活周刊：您提到音乐有强大的力量，可以联结不同的种族、国家，消除冲突，那么您个人生活中经历过的最大的冲突是什么？

马友友：我个人生活中充满了冲突。人只要活着就会有冲突，比如面临选择的时候就是矛盾的。我该这么做还是那么做？有时候有选择就已经很幸运了，因为有时你甚至没有选择。人类最终的冲突是关乎健康与疾病，是关乎生与死。25岁那年我做了脊椎手术，有可能再也拉不了大提琴了，这让我不得不思考不能拉大提琴的生活。这就是一种冲突，但对我来说还不算太坏。即使不能演奏音乐了，我还能够继续生活。

对我来说最大的冲突是无法可解的事情。我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两个可爱的孩子和一个很好的妻子，但我的工作要四处跑，不得不离开他们。我结婚41年了，但其中27年我都不在他们身边。这是很大的冲突。我记得中国有个古老的故事，说离家20年，路过家门口却不敢进，因为知道还要离开。这种事每个人都会经历，比如出国读书，离家多年。这些才是让人心碎的冲突。

三联生活周刊：中西方的文化分别给了您怎样的滋养，如何给予您不同的灵感和精神？

马友友：我觉得都有滋养。如果你让我必须二选一的话，是会有冲突的。你不能在同一时间身处两个不同的地方。比如如果我在法国，我就会学法语的儿歌，就机会学习中国或美国的儿歌。而我的孩子学习了英文的儿歌，我现在就既会法语的儿歌，也会英语的儿歌。有了不同的背景或者说环境，就有了更广阔的视野和思考的空间，也会有更多新鲜的想法。人们往往认为不同带来的是冲突，其实远远不限于此。我们试着进步，试着解决问题，但我认为创新最重要的途径是有资源和途径。我们讨论“贫穷”，不仅是没有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没有资源。如果有资源，谁都可能从穷变到富有。富人能从穷人身上学到很多，反之亦然。我们也能从少数人身上学到很多。我四处奔走，就习惯去了解新的事物。虽然我不是总能想明白，但会一直试着去理解。

图片来自马友友推特

三联生活周刊：您在业余的时间喜欢什么书或音乐？

马友友：我喜欢读讲述世界上所发生的事的书，不管是科学领域的，还是生物学领域的，我都喜欢。我想即使像中国这样古老的国家，也只有五千年的历史，而事实上人类农业文明已经延续上万年。现在科学家致力于研究人类的起源，提出了很多新的理论，列举了很多新的证据。我觉得我们越了解农业社会前的历史，对生命的发展历程和多样性就理解得越透彻，越能将自己置身于我们赖以生存的大自然中。只有到这一步，我们才能为自己、为家庭、为国家、为地球和人类做出正确的决定。

三联生活周刊：我好奇的是，你会听流行音乐吗？

马友友：当然！我的同事有流行音乐家、有摇滚乐家、有嬉哈歌手等等。我觉得音乐就像有声文学。好比说我能读懂中文，我为何不读翻译成中文的作品呢？再比如我的房子有17扇窗，我却只从两扇窗往外看。有了资源，却选择不去利用，这不是傻吗？所以如果你有各样的有声音文学，那就去使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