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桑本谦，我来自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我算是个法律人，一位法学院的教师，法学研究者。我喜欢分析案例，但和传统意义上的分析案例不同，我喜欢用法律经济学的方法分析案例，也因此总是会得出一些与众不同的结论，你可以不认同我的分析结论，但你应该相信我的分析，会丰富你理解法律，理解案件的视角。

过去20年发生了很多热点案件，甚至可以说是轰动案件，“许霆案”“梁丽案”“彭宇案”“于欢案”“江歌案”，还有复旦投毒案等等，这些案件都曾牵动人心，引爆舆论，甚至被称为教科书式的案件，但他们正在被遗忘，也没进入教科书，互联网有记忆，但也埋葬记忆。

这些案件是被网络遴选出来的，网络遴选案件不是随机的，但遴选的标准是未知的，因而与其说网选不如说天选，天选的案件值得珍惜。如果没有法律人的持续关注，热点案件的生命期不会长久，热点总会冷却，实际上已经冷却了，但我希望创造一种机缘能让短暂的热点凝练为超时空的经典。

所以我写了《正义的褶皱》这本书，讨论了10个热点案件。我们的课程与这本书大体相称，我置换了两个案件，我的目标是什么？让大家尤其让法律人理解法律，不仅理解法律的表象，而且要理解法律背后的逻辑，更高一点的目标是让大家融会贯通。

我怎样讨论这些案件？基于常识，基于逻辑，基于第一性原理，基于社会科学的成熟范式，但不基于法律人熟悉的这种传统法学理论。

用法律经济学的逻辑拆解案例，比直觉更精细

我们的课程基本上遵循法律经济学的逻辑，这个逻辑并不复杂，它其实比传统法学理论更简单，也更贴近我们的直觉，但它比我们的直觉更精细。

因此当你听我在解说这些案件的时候，绝大多数时候你会觉得我说出了你内心想说，但一直没说出来的一些话。传统法学理论的核心范式是基于归纳法，就是通过观察行为表现特征的相似性，建立分类标准，形成一般性命题，然后确定要件组合，再依托要件识别去完成三段论推理。

其实只要法律人足够清醒，一眼就能看到这种理论在方法论上的先天不足，这是中学数学都能解释的理论裂缝。

你见过的天鹅都是白的，但你也不能说世上天鹅一样白，或者天下乌鸦一般黑。你说天鹅是白的，通常没问题，但黑天鹅终究会出现，而白色不是天鹅的构成要件，理论只是个认知工具，仅此而已。

我不主张用博弈论重塑法学理论，也不主张把法律经济学升级为行为主义法律经济学，原因不是因为我对这两种理论有偏见，而是觉得性价比不合理，就像用游标卡尺去丈量布料，当然比皮尺更精确，但这种精确性毫无意义。

理论要看性价比，认知的工具要和认知的目标相匹配，理论不过是一种认知工具。比方说如果我要解释为什么等价赔偿会让人感觉很公平，我可能会借助一点演化博弈论，但如果我要解释为什么法律对盗窃的处罚要重于对侵占的处罚，我用成本收益分析就够了，“许霆案”是我们课程当中的一个案件，为什么许霆盗窃金融机构且数额特别巨大，但就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减轻处罚？

那对这样的问题，传统法学理论实际上已经无能为力了，因为要件已失灵。当黑天鹅出现的时候，你还有必要再去纠结白色是不是天鹅的构成要件吗？每一种理论都会产生认知误差，关键就是要看误差对应于认知的目标是否可容忍，这需要你足够清醒，最好多掌握几种认知工具，否则无从比较和鉴别。

理解法律，需要掌握更多认知工具

如果你只会使用锤子，你就会把所有的问题都看成钉子，就拿我们课程当中讨论的几个案例举个例子。

比如说“复旦投毒案”当中，林森浩投毒的时候是不是明知二甲基亚硝胺的确切毒性？这涉及到明知，另一个案子“梁丽案”也涉及到明知，梁丽在机场取走一箱贵重的金饰的时候，是不是明知道它就是贵重物品？那么不同的“明知”其实是不同的情况，如果你总是纠结是不是明知，你就把非常多样性的问题给钉子化了。

提高元认知：关于认知的认知

说到这里，我就得讨论一下“元认知”的问题。元认知是关于认知的认知，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一句话五个“知”字，前面的4个知字讲的是认知，后边的一个知字讲的是元认知。孔子很早就意识到了元认知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学习的关键不是理解，而是知道自己是否理解，这就是对理解本身的理解，也就是对认知的认知。你要降低认知的标准，结果就是不求甚解，因此学习的最大障碍不是不理解，而是误以为自己已经理解了。

怎样提高元认知的水平，这个问题很复杂，仅靠学习是不够的，学习只能激活大脑的工作层，但元认知需要自省，需要激活大脑的监督层，需要放松甚至放空大脑，放松和放空才能保留一个认知空位，容纳元认知。

那怎样判断自己是否理解了呢？物理学家费曼曾经提供了一个相对客观的标准：如果你能把某个概念用简单的语言解释清楚，那就说明你理解它了，这观点被称为“费曼技巧”，它的核心就在于简单化。当然简单化不是肤浅，而是把高维的认知切换成低维的表达，这是我的努力，我希望把看上去需要用数学来表达的一些道理，用自然语言就能够说清楚它。

其实从“费曼技巧”标准来看，这个标准是很高的，它不仅检验认知，而且检验表达。

用数学结构理解法律

如果从“费曼技巧”降低认知标准，我认为只要能发现某个问题的数学结构做到心中有数，那就算理解了它，所以理解能把概念或者道理还原到数学层面的那种感觉。比方说如果你还不能用数学逻辑来描述公平或描述正义，那就说明这两个概念在你的头脑当中其实是模糊的，甚至是一团混沌的，但是，只要你清楚，自己还没有理解，那么你的头脑仍然保持开放，保持清醒，但如果你觉得自己已经理解它了，那就很糟糕，它不仅是认知出了问题，而且是元认知出了问题。

其实数学距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就生活在数学之中，思考本身就是运算。当你判断明天的太阳是否还继续升起的时候，你使用了统计学；当你决定“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时候，你使用了比加减法更简单的数学；当你使用“汉德公式”，这是我们在课程当中要讲的一个道理，当你使用汉德公式来理解过错责任的时候，你使用了乘法和概率，并且发现它的根基依然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这个时候你就能理解疑案裁判的数学逻辑，你会发现这些问题不是孤立的，疑案裁判不是孤立的问题，它和事故预防、金融投资和赌博分享同样的逻辑。当你学会对事故的损失和预防成本进行动态考察，然后做边际分析的时候，你的头脑当中就有了微分的观念，如果早生2000年，你也能讲出“过犹不及”“大成若缺”（出自《道德经》）这样的道理。

融会贯通，就这么简单，不是吗？其实没这么简单，否则法学肯定早就不是这个样子了，法律经济学早就发生了。

法律经济学，就是法学

理解法律的数学结构其实不需要多少数学知识，但它需要很强的数学意识，数学意识就是一种以数学思考法律问题的认知的进取心。至少我的观点，法律经济学不是交叉学科，它就是法学，它和传统法学理论不同的地方在于，法律经济学揭示了法学的数学结构。非要说法律经济学和经济学有什么关系的话，我觉得主要就是借助了经济学的一些概念和术语，但这些概念和术语已经成了社会科学的通用语言。

其实传统法学理论可以跳出数学吗？不能。

“三段论”推理就是一种简单的集合运算，为什么我说这种方法先天不足？不是大前提不可靠，而是推理，因为归纳法只能形成豁然判断或者是局部的肯定判断，但如果你把它视为全称判断，那就必然要遭遇一些例外的挑战——“黑天鹅”。事实上的一个反例就可以颠覆一个全称命题。如果现实世界的案件都是高度格式化的，都是按照法学理论当中那些预设的要件发生，那么这个传统法学理论就完美了，它就是一种完美的认知工具了，但事实不是这样。法律经济学不会遭遇一些例外的挑战吗？当然也会，只不过是遭遇例外的概率要低得多，因为它描述的是法律的深层逻辑，因此有更强的包容性。

法律的深层逻辑：权衡利弊

打个比方，就是当你用叶子的形状去定义一棵树的时候，例外会频繁发生，但当你在细胞层面或者基因层面定义一棵树的时候，你的定义就会稳定得多。传统法学是强调构成要件，但是法律经济学是关注法律决策的利弊权衡，利弊权衡才是法律的深层逻辑，才是法律支配性的力量。

当要件失灵的时候，就得切换理论的范式，而不是在既有的认知框架内兜圈子。我们的课程会提供一些处理法律疑难问题的例子，目的就是帮你掌握一种比传统法学更强大的分析工具。当你能够熟练掌握两种分析工具的时候，法律在你眼里就会呈现出另一副面孔，不再是呆板的、僵硬的，而是生动活泼的，但关键不是掌握，而是熟练，这还需要你把这种理解深化为直觉。直觉就是将一些基础的认知技能自动化，这样去节省思考，让大脑有余力。想象力和创造力，其实都是大脑的余力，法律不是个深奥的领域，法律人做到融会贯通并不难，但提高自己的认知标准是思维升级的起点。

其实只要你把认知的标准定得高一点，定得足够高，完全依靠自己的思考，你也能获得超过我们的课程的认知水平，那只是个时间问题，我们的课程其实只是在你真正捕猎之前投喂的食物，一旦你学会奔跑，学会飞翔，你就可以对它不屑一顾了。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到来之前的意义上，我们的课程期待你的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