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璐（于楚众 摄）

我还要继续做记者吗？

2015年9月30日，广西柳城县发生连环爆炸案，一个叫做韦银勇的人用制造此起彼伏的爆炸来发泄内心的恨意。当时，是我来《三联生活周刊》的第八年，八年来主要的工作就是写各种灾难和杀人放火的恶性事件，我写过矿难、火灾、泥石流、山体滑坡、水灾、沉船、空难、化工厂爆炸、灭门、连环杀人、贩毒、黑社会、老百姓上街的群体性事件、恐怖分子上街的暴恐事件……这些选题分到我手上，我立刻知道，稿子写大了是扭曲的心灵和人生的故事，可新闻不是写小说，一切细节和记者的判断必须基于大量的采访，还原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和凶手的心路。

采访，不出意料很艰难。我和摄影记者于楚众到了爆炸现场后，看到被炸掉一半的楼房已经铲平变成了绿地，另一个爆炸的小区，落地窗在陆续换新。当我们从早到晚站在街上，拦住每一个人挖掘只言片语的时候，无论是互联网还是县城里，只有我俩在关心这件事。它是因为个人心胸狭窄而造成的恶性事件，并不反映任何可以提炼出广泛意义的厚重主题，对于世界来说它迅速翻篇儿了，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更让我烦躁的事，到了2015年，微博和微信已经成为人们接收信息的主要媒介，信息传播和人们对事件关注的周期不断在缩短，可我们作为一个周刊，从采访到杂志上市要经历一周的时间。“杂志已死”很流行，但如果看传播学史，一种新媒介出现的时候，总伴随着它能够把老媒介取而代之的说法，广播之于报纸，电视之于广播，“已死说”不断重复上演。其实每一种媒介的特点和传播规律不一样，针对新的传播局面，杂志的内容产品是不是也要调整？

就在我又准备去扫街的早晨，突然情绪崩溃，打电话给李鸿谷号啕大哭，问他我付出劳动的意义何在，如果杂志周复一周花钱在这样的选题生产上，杂志的未来在哪里？这也是我在问自己的问题，我一直觉得如果人只是为了挣钱而工作，对职业毫无感情，也想不出什么意义，是一件难以忍受的、很可悲的事情。所以，如果只是为了挣稿费，实在不是我继续从事这份工作的理由，那我到底还要不要做记者？

那次大闹之后，我很长时间没写稿，跟着魏一平筹备“松果”项目。在别人看来，那一段时间正是所谓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转型的潮流期，可对我来讲是一个缓冲，既然从前那种产品撞了墙，那么我在这个职业里还有没有想做的、可做的？回到我选择这个职业的最初，记者到底哪里打动了我？肯定不是“中二病”地以为做记者是“正义的化身”，“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引起不了我的共鸣。我记得读研究生的时候，为了写一篇关于林白水的论文，要经常泡在国家图书馆看缩微胶卷，我把现存所有的《中国白话报》都看了一遍，其实少部分跟我的作业有关，大量时间都陷入了报纸所呈现的100多年前的中国社会。它上面的报道虽然言简意赅，不能跟现在的写作水平相比，但也比历史书要鲜活多了。我经常从中看到很有趣的事情，抄下来讲给同学听。后来，看老报纸和老杂志成了我的一个兴趣，不但关注重要历史事件发生前后报刊上的反应，连广告都看得很仔细，想知道那时的人们怎样生活。

我当记者，写新闻，说直白一点是因为八卦心太重。我不可能像其他同行一样跳进去，振臂一呼，成为新闻事件里的人物之一。我是一个看热闹的和散播热闹的，站在事件的最前沿，全神贯注地观察发生的过程，每个人的反应，不遗漏重要的细节，把它记录下来，既供当时的人阅读，如果可以为后来人提供一手的资料和线索，我的满足感更高。

2012年杨璐在广东省乌坎村跟着村民看产生纠纷的土地（蔡小川 摄）

我给自己找了新方向

起码到了2015年，我对于旁观和记录的兴趣并没有减少。多少采访对象是“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这实在是让我兴奋和愉快。我时常会自带“鸡血”地觉得生逢这个巨变的时代也挺好的，那么多眼花缭乱的新鲜事，只叹自己没有能力去记录和判断，这才是遗憾的。想明白了做记者的初心，我也就不再纠结于像“柳城爆炸案”这样的选题，到底值不值得花一个星期的时间去生产成新闻产品。

新闻的概念是什么？陆定一说，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并没有规定唯有像“柳城爆炸案”这种类型的新闻才算新闻。我依旧对记录社会变迁、改革开放进程有兴趣，时至今日，《周刊》这样的媒介可能不适合类似“柳城爆炸案”这种突发性新闻了，那么有没有更持续和深入的领域能作为我继续观察社会的支点呢？

我选择了消费领域。从数据上看，消费逐渐代替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这个改变必然影响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是在我情绪崩溃的2015年早两个月，我写了一篇《马甲线：移动互联网里的身体徽章》，最初的好奇在于肌肉从来就不是女性美的元素，并且很少有人整天穿着露肚皮的衣服，为什么那么多姑娘愿意练出它呢？最极端的例子是女明星袁姗姗从出道就时常在网上被嘲笑，可居然因为练出马甲线甚至成为励志演讲人。这种社会现象要怎么去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