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康晨远

很喜欢去外祖母家，记事起到10岁，我在那个小院玩耍长大。院里是外祖父认真摆弄的花花草草。草木很多，蚊子也多，母亲闻不惯花露水的味道，我总是使劲挠一个个鼓起的大包。今年，盛夏还未退去，花草们却无精打采，照看它们的人没了打理的心思和力气。

靠东边屋里，正上演一场“批斗大会”，主角正是这位曾经的看花人。他不再像往常一样精气神儿十足，因为生病了。被训斥是因为偷工减料地吃药，完全把医生千叮万嘱的按时定量抛在脑后。还是母亲打扫时发现了沙发下的药丸，洒了药的外祖父一声不吭地断了药。母亲急了，舅舅说了重话，暮夏的室内沉闷得很。

若不是有个在北京扎根立足的舅舅，外祖父可能也像众多农村老人一样，在县里潦草医治，等待死亡之神到来。但外祖父的行为显然辜负了孩子们的心血。很难说他是有意还是无心，老人似顽童。

外祖父像个小孩儿一样坐在床边，垂着脑袋，批判的迹象没有停下。我走到外祖父身边，像哄孩子一样，跟他解释孩子们生气是因为担心，也叮嘱他以后一定按时吃药，像个大人的样子。在我可以平等参与讨论甚至调节气氛的此刻，因为看到舅舅、母亲成了他们自己口中讨厌的啰嗦长辈，也因为我轻抚外祖父的肩膀，微驼的不再宽大的肩膀，我的手像触了电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