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菁。中读的老朋友们可能早已在音波里熟悉了我。不过，以往我的出现，大多是代表中读来为大家介绍我们每月推出的精品课。但这一次有点例外，我是要为大家介绍自己即将推出的专栏——《风格》。

首先，请允许我花点时间介绍一下这个栏目诞生的缘起。我是2001年加入的《三联生活周刊》，当时怎么也没想到，由此开始了一段至今近20年的历程。在为周刊写的一篇纪念文章里，我曾戏言老了写回忆录的时候，书名叫《我把青春献给你》。这些年来也不止一次被问及这个问题：当初为什么想做记者？我想起小时候抄在小本本上的，最喜欢的那句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我看来，记者是能实现这个愿望的最好职业。开拓足下的界线，与扩大头脑的疆域，都令我着迷。

初入这一行，我一头掉入社会新闻记者“痛并快乐着”的生活。这么多年来，我去过各种突发现场，写过各种天灾人祸，比如国航釜山空难、印尼巴厘岛爆炸、汶川大地震、巴基斯坦人质事件，也去过河南艾滋村，深入缅甸腹地重走远征军路线，也曾在切尔诺贝利30周年时重返现场，在耶路撒冷的哭墙和戈兰高地的军事线上感慨人类彼此的冲突和残杀……种种现场让我有种“我来了，我见证，我记录”的虚妄的成就感。

汶川地震时的采访照片

采访巴基斯坦人质事件

在我看来，做社会新闻记者得到的财富是——见天地，见众生，最终见自己。不囿于成见、不仰望权贵、不迷信权威——不论这权威是被权力、资本还是“民意”所加持，这一过程伴随着内心对自己的成长路径和自我价值的确认和坚持。在我看来，这是记者这份职业给我最大的收获。

记者这个职业最让我珍惜的，还有另一个理由，那就是它可以有机会“识万般人”。在近20年的新闻生涯中，我有机会与来自五花八门不同职业、不同层面的人，与生活在这个地球不同角落的人相遇，聆听他们各式各样的人生故事，他们的人生故事或思想火花变成我笔下的文字，最终抵达文字另一端的读者。也是因为这个行业，我得以有机会采访一些自少年时期便在各种传播中熟悉的人。

比如，我采访的第一个“名人”是著名环保人士、“猩猩博士”珍妮·古道尔，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我举手向她用英文提问时的紧张、兴奋之情，而珍妮·古道尔用善解人意和温暖的微笑，给我这个初入行的年轻记者以最大的善意和鼓励。无论是我后来采访的陈香梅，还是唐德刚，当这些人从我青少年时期，印于纸端的空间走出来，变成我眼前一个鲜活的人物时，我深感记者这份职业带给我的奇妙之感。

不过现在回想起来略有惭愧的是，那时候自己的角色，与其说是一个记者，不如说更多是一位“粉丝”，用仰望的视角凝视着光环下的这些人。后来做记者做得久了，才慢慢历练出一种属于记者的职业状态，无论采访对象身上有多么炫目的标签，我都去努力挖掘、追问、挑战甚至质疑，形成平等视角下的交流与冲突。这才是一位记者应有的职业状态，而由此形成的结果，也才更有意义与生命力。

在《三联生活周刊》的几年间，我有了大量机会采访一些有趣的人物。他们或散淡或激昂，性情不同，妙趣横生。在老主编朱伟的提议下，2007年起，我在《三联生活周刊》开了一个“口述”栏目，把那些尘封许久的历史文化名人以另一种方式拉回到新闻现场。而我也仿佛从一个喧嚣热闹的世界，突然转到了一个幽静深僻的小径。我沉浸在他们曾经的世界里，感慨他们迭宕起伏的个人命运以及惊心动魄的大时代。我采访过的那些人物，已结集成《往事不寂寞》、《记忆的容颜》、《沙盘上的命运》等出版。幸运的是，我也得到了许多读者的鼓励与肯定。

从另一个层面上说，这些受访者于我，也绝不仅仅是在文章里我用文字建构起的那些人。后海小胡同里六次走访的翻译家杨宪益，哈佛大学畅谈4小时的学者傅高义，宋庄大画室里叼起烟斗戏说往事的黄永玉，在纽约的暴风雪里走访的贝聿铭家人……感谢那些遇到的精彩的人，与他们面对面、聆听他们人生故事的那些经历，也成为记录我生命宽度与厚度的一个标尺。

贝氏事务所采访建筑大师贝聿铭的儿子贝建中

因为工作的变化，最近两三年，我与新闻第一线的距离渐渐遥远起来。时间久了，我发现自己愈来愈怀念那些“战斗在一线”的火热日子。鲜活的现场和鲜活的人，对于一个记者来说，有着永远的魅力。所以时隔几年，我又重新回到了新闻现场，像一个久疏战阵的战士，有点忐忑，有点兴奋。

不过这一次，我们尝试着在新媒体平台，先以声音的方式，与大家见面。这就是我要介绍的我的个人专栏《风格》。

《风格》节目形式以我与受访者的对话为主，我们所选取的20位对话人物，都是某一领域拥有一定影响力与知名度的人物。他们或许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但是我的访谈的目的，并非要展示他们的“成功”，也不想提供一个个庸俗版的励志故事。

我在访谈中发现，每个人走到今天，都有一条属于他们自己的独特路径，这个独特的成长密码里，细细密密地编织着个人与大时代的印迹，所以我更想通过采访，把这些所谓成功者们成长路上的不为人知的苦与痛，欣喜与甜蜜分享出来。这里面也许有神秘的天赋，有固执的坚守，又有不可言说的命运偶然。而他们成为众人瞩目的佼佼者之后，又有什么样的思考回馈给我们……这才是我最想完成的。

虽然在《三联生活周刊》做了近20年的记者，但这一组《风格》访谈对我来说仍然构成挑战。一方面，因为我们在选取人物时希望能尽量展现这个时代辽阔的时代感，所以人物选择涵盖的面非常宽，每位受访者几乎代表了这个领域最高端的那部分思考，所以如何形成有专业度的对话，这是对我以往知识储备的一种考验。同时我又得提醒自己不能过分陷入专业领域，必须兼顾大众兴趣；另一方面，既然是成名者，他们都是各路媒体熟悉的面孔，他们的故事已被各种媒体几度开发。如何挖掘出不同的故事，碰撞出更为耀眼的思想火花，也是一大挑战。

当我邀请窦文涛做我这档“处女专栏”的推荐人时，我多少有点不确认他是否会应承下来。虽说我们早在十几年前就在《锵锵三人行》节目结缘，但我知道，生活之外极度低调的他很少抛头露面。但让我感动的是，他不由分说就答应下来而且很快为我发来了两段录音。同样要致以感谢的还有温婉又犀利的美女主持人陈晓楠，虽然我们是在《见字如面》的录制现场第一次正式“相认”，但感觉和她是熟知多年的老朋友。

我想说的是，他们都是名主持人，更是行家，都一语道出这个栏目的关键所在：以往读者通过文字看到的是采访的第二现场，而这一次，我是把采访的第一现场直接搬到每一位读者面前，正因为如此，我还是有点忐忑。

2013年，Sars十周年时，我采访过死里逃生的一位病人礼露。今年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之初，这篇文章被重新发表，竟然获得了近500万的阅读量。而后来《三联生活周刊》在这次疫情的表现，让我再次意识到一个媒体的责任，以及留下来的纪录所构成的强大的生命力。

2018年年初，在特拉维夫一个狂风暴雨的晚上，我在与出租车司机的交流误会中迟到了半个小时，惴惴不安地敲开了著名作家奥兹的家门。他以极具绅士风度的笑容接受了我近两个小时的采访。

采访以色列最杰出的作家阿摩司·奥兹（Amos Oz）

一年后我惊闻他去世的消息，才知道那时候的奥兹已是一位癌症晚期病人。我深深记得奥兹说的一句说：“好的故事是生命的一个馈赠。”而在完成每一个“风格”对话后，我都会禁不住想：这些受访者的人生故事，又何尝不是他们给我的一个美好的馈赠？而此刻，各位朋友，我希望能用我的这组专栏，把这些生命的馈赠分享给你们。把这些有趣的灵魂，带到你的面前来：比如以高度自律完成写作的严歌苓，谈及心爱宠物会红了眼圈的赵文瑄，快人快语、直指问题核心的李玫瑾，从不言败、带着琵琶闯入西方主流音乐世界的吴蛮，至今坚持写作，保持旺盛生命力与创造力的王蒙……恕我不能一一列举全这些受访者的名字，他们的故事，各有各的精彩。

琵琶演奏家吴蛮接受《风格》采访的现场照片

在此，也由衷感谢那些对我敞开心扉的受访者。采访过程中，印象非常深的一个细节时，在采访陈其钢老师时，当我最后“鼓足勇气”问到他的独子离去时他的感受时，我其实在内心里已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但出乎意料的是，陈老师非常平静地回答了我的问题。只是他一直直视前方，似乎看向一个遥远的存在，表情依然很淡，而我却忍受不了这样平静下的至痛，泪流满面……我也很期待在受访者眼里，我并不仅仅是向他们提问的人，而是可以与他们同悲同喜，分享那些隐秘的快乐与苦痛的倾听者。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档节目也是三联中读和喜马拉雅第一次深度合作的结果。所以《风格》也将在中读和喜马拉雅平台同步上线。我们希望这20位嘉宾的精彩故事可以通过双方平台的影响力，让这份声音记录传播得更远。

这一次推出的《风格》，我们姑且称它为“第一季”。它能否有第二季、第三季，甚至更长远的生命，还有赖于你们每一位的关注与支持。就像所有的作品总会有遗憾一样，呈现在你面前的这些声音和文字，也难免如此。

尽管我在采访中有我的野心，希望通过拉长了时间的跨度，尽量呈现每一位受访者走过的那条漫长的人生和他们深遂的内心世界，但是最终它能完成的，也只是一些局部，一个侧面。更为有趣的世界，还等着大家去探索。

我是李菁，欢迎你收听《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