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读

学者通常认定《致坐主久上人尺牍》书于元丰元年或次一年，此时苏轼已调任徐州知州，尚未贬谪黄州。收到杭州来信，苏轼一面感念故人不忘之情，一面回溯自己过去几年的生活——“北游五年，尘垢所蒙，已化为俗吏矣。”难免流露对沧桑变化的无奈之感。的确，相比在杭州度过的相对快意的三年，苏轼在密州（今山东诸城）和徐州的任期，因接连天灾而充斥着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