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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3日，我和我失散23年的亲人相认了。那天我从醒来就很兴奋，但坐上回家的车，就萌生了另外一种说不上来的情绪，既想笑，又想哭。在村口的祠堂，政府为我们办了一场认亲仪式，现场有非常多人，各种鞭炮的声音响了一路。

见到妈妈的时候，我的眼泪已经止不住，她哭着喊我的小名“苏伢子”，我马上抱住她，放声大哭。在祠堂里，一位记者提议我叫一声“妈妈”，我叫了好几声，妈妈应了好几声。我太久没有喊过“妈妈”了，我想告诉妈妈她的小儿子回来了，现在就在她身边。

苏伢子和生母（图源凤凰网纪录片《旅途》）

我最近才知道我的名字叫“吴苏成”，很长一段时间，我都用“越发刚”这个名字生活——是我被送到福利院时，福利院给我起的。进福利院前，我只记得妈妈用方言叫我“苏伢子”，我只记得三个音，不知道这三个字怎么写。

我是在2002年被拐卖的。当时我才6岁。村里的一个男人跟我父母谈话，说可以带你们的孩子去广州卖花，吃饱饭有更好的生活，还能学一些技巧。我家那时很穷，父母都在家种田，休闲时妈妈编织鞭炮售卖，爸爸开拖拉机，挣点小钱。当时我们镇的经济都比较困难，孩子跟着出去卖花是迫不得已的选择，附近很多邻居的小孩也都出去卖过花。我和比我大一岁半的哥哥就跟他走了。下了火车，我们来到了一个气候很不同的地方。

卖花有“老板”，一个“老板”带领5-8个孩子。我们白天睡觉，晚上卖花，起床之后，老板会给我们一碗面吃。主要卖玫瑰花，红色和白色，对象是情侣，他们有买玫瑰的意愿，也容易对孩子产生怜悯。我记得很多次老板把我推到一对情侣面前，我就把花递给他们。我们没有固定的居所，每隔几天就会换一个地方，有时候是在谁的家里，有时候是在某个公寓里。听父亲说，我们在广州卖花，每个月有10多块钱的工钱。

我是在来广州一两周之后走失的。我太小了，没有这段记忆。听哥哥说，当天卖花的地方人很多，挤来挤去的，我跟在哥哥后面，不到10秒钟，哥哥再转头，我就不见了。这之后，我遇见了第二个卖花的“老板”，我对他的记忆不多，他比较虐待孩子。要是没卖出去多少的话，他们会把我的衣服脱光，绑在公园里的健身器材上，用铁衣架折成鞭子抽，疼得我大哭；还会用小刀划伤我的脚背，让我流几滴血。这样我白天就会拼命地卖花。

过了一两周，正巧有警察巡逻，看到我手上捧着很多玫瑰花，他立马反应过来，抱起我，我被解救了。但我当时太小，不识字，不记得家人的名字，也说不出家在什么地方，警察也找不到。我被送到了广州市社会（儿童）福利院。福利院给我取名“越发刚”，因为我是在越秀区被找到的，我特别瘦，特别虚弱，福利院希望我越来越刚强、强壮。

福利院时期的苏伢子（图源凤凰网）

我在福利院度过了9年，福利院比在外面卖花安全，能睡好觉了，每天都有荤素搭配的三顿饭吃。我还在福利院的教育系统上了学，认识了很多小伙伴，现在想来拥有挺多快乐时光。那时候下午四点半左右放学，大家一起玩，小孩喜欢拉帮结派地打闹，我属于比较调皮的，在我们那个团体里不知怎么成了“老大”，别的小伙伴受了欺负，都会找我出面。

其实在福利院时，我就一直特别想回家。我还逃跑过一次。一天早上10点半左右，趁着阿姨打开大门送东西时，我和另一个想逃跑回家的小伙伴一起溜了出去。但我们不知道回家的路，一直在外面漫无目的地走，后来福利院找到了我们。

2011年3月，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我要去美国了。福利院基本每年都有孩子被海外家庭收养。那年我已经15岁，但我不知道去美国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美国在哪里，也不知道那里的人怎么生活，听说要去美国心里特别害怕。

一个月后，我见到了美国的养母。她来中国和我相处了两个星期。她看起来高贵漂亮，待人温和。对于跟她去美国，我开始有些期待。我没有刻意去讨好她，只是认真自然地和她相处，我们互相都比较尊重对方，客客气气的。我那时候才上四年级，英语是三年级学开始学的，只学了字母，完全听不懂。养母也不会讲中文，她带了一个笔记本电脑，每次想跟我讲话的时候就打开电脑，用谷歌翻译。她非常细心地照顾我，每一餐都会问我想吃什么，带我去了广州的一个动物园，拍了很多照片，还去了另外一些景区。

养父母家在纽约州水牛城的一个小镇上，是一个挺漂亮的小房子，有三层，建在一个小山坡上，前面有片小草地，后面有个小院子，家里是木制装修风格。养父是机械工程师，养母在家带孩子，他们都是50来岁。我是他们家里的第九个孩子，也是他们收养的第四个孩子。他们自己有四个女儿，一个儿子。他们比较注重隐私，我没有特意问过另外三个被收养的女孩来自哪里，听养父母提过，其中有一两个来自海地。我是家里唯一一个中国孩子，也是家里唯一不会讲英语的人。

读书时期的苏伢子

我到时，家里加上我一共住了八个人，因为房间不够，养父母就把地下室改造成了卧室。地下室大概三四十平米，刷了漆，装了灯，放了一张床，一个沙发，一个桌子，一把椅子，用竹子编的一个储物箱，还有一个衣柜，装修还挺好的。也有不好的地方。地下室很冷，很潮湿，也很黑。我比较怕黑，有时候晚上开着灯睡，但养父母会提醒我关灯。我不会说英语，就没有跟他们解释说我是怕黑才开灯，也怕给他们造成麻烦。我晚上经常睡不着。

我跟养家的人交流不太多。很长一段时间，我需要用谷歌翻译来跟家人交流，但我不可能总是捧着电脑，更多的时候只能靠猜，通过对方的语气、表情、手势，有时候能猜对。吃得也不是很习惯，都是美式的食物，比如汉堡、鸡块、牛排，还有一些叫不上名字的西餐。不过我不挑食。我跟几个兄弟姐妹的关系还不错，孩子间的交流不依赖语言，我们年龄相差不太大，平时会一起看电视，在家里打篮球、踢足球，有时也会一起逛街，参加他们学校的活动。

养父母对我挺好的，为我考虑了很多。看到好看的、适合我的衣服，他们会买给我。也送我去上了学。考虑到我不会说英语，他们为我挑选了一所Chapter School，这类学校由州政府立法通过，不受例行性教育行政规定约束，学校不区分初高中和年级，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申请课程，我的课也是养父母帮忙选的。班级的人数也不多，每个班不到20名学生，老师有精力照顾到每个学生。可以说，养父母的收养改变了我的命运，我觉得很满足。

我是在到美国差不多两年后开始和养父母变得疏远的，我觉得他们对我越来越严厉、冷漠。现在看来，还是语言不畅。

我生活和学习有一个很大的阻碍，是我的眼睛。去广州前，我捡爸爸扔在地上的烟头玩，不小心引爆了炮竹。我被炸倒在地，右眼几乎瞎了，只有一点光感，左眼高度近视，视力只有0.12（相当于500-600度近视）。所以Chapter School的老师一开始只让我读一些特别简单的书，三岁小孩子读的那种，几个月后我慢慢能看懂这些书，但不怎么能读出来。半年后，我学会了简单的英语写作，还是说不了英语，发音不标准，语法也不对，别人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两年半之后，我才能听懂比较复杂的句子。

我能想到一件小事，也是我刚到美国不久时发生的。在家里，养母的儿子喜欢不穿鞋走路，有一次他走在木地板上，不小心踩到一块玻璃，割伤了脚。我正在看电视，看到一个好笑的画面，发出笑声。这两件事同时发生。养母跑到客厅对我说，那件事情不好笑，就走了。我想解释，但我不会说英语。等养母过了气头，事情就过去了，我们又回归到自然相处的状态。

仔细回想起来，这样的事情后来其实不断在发生，很多小事我解释不清楚，养父母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多多少少造成一些误会。可能在任何父母和孩子之间都是这样，小误会如果不解释清楚，日积月累总是会影响感情。英语好些之后，我有几次问过他们为什么不高兴，他们也会告诉我哪里做得不好，我向他们解释，他们有时候并不认可我的说法，说我在找借口，或是想推卸责任，所以后来我解释得越来越少。

也是因为眼睛的问题，我很少出家门，不知道家附近是什么样子。直到2013年秋天上了高中，天气好时我放学会自己回家，才慢慢熟悉家附近的环境。我也很少和别的朋友玩。我的夜视能力很差，晚上基本不参加同学们的活动。走路经常碰到东西，比如进门的时候胳膊蹭到门边，看不见透明的玻璃，一头撞上。我生活起居的所有事情都是养父母安排，很多基本的生活体验我都没有。比如我不知道去哪里买菜，找到菜市场以后，我不知道那些菜是怎么卖的，因为有些没有价格标签，挑好菜我又不知道怎么付款。我还挺害怕别人投来的那种“怎么这么大了，连买菜付款都不会”的目光。

我后续的读书也很吃力。上高中以后，我要跟其他同学上一样的课，看一样的书，写一样的作业。虽然英语变好了，但我完全跟不上。我属于特别努力的，几乎没给自己留任何娱乐的时间。养父母没有和我聊过人生规划，上大学是我自己的决定。那时我认为，去自己想去的大学读书，是我命运的一个转折点——好大学意味着未来更有可能找到一个好工作。我们下午4点半左右放学，美国高中的作业不怎么多，我的同学们一般花半小时到一小时的时间就可以完成，但我经常要做到6点，作业多的时候甚至会到9点。我做作业要用便携式放大镜：我既看不清书上的字，也看不清自己写了什么。

2017年，我考上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University at Buffalo），学电子工程。美国大学的学费挺贵的，4年总共需要12万美元。我自己申请了助学贷款，包括学费、住宿费、伙食费、食堂费，还有购买额外的学习材料的费用。美国的家庭注重孩子的独立能力，孩子贷款上学的情况很普遍。我不再依赖父母，感受到一种自由，但自由的另一面是孤独。

2017年，苏伢子考上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

我找了几份工作。我参加过学校内部的志愿者活动，带领高中生参观大学，给他们讲解，工资是每小时15美元。我还做了另外一份相对长期的工作，是在校外一个专门为盲人提供工作的地方找到的，工作内容是根据客户的需要把商品装进箱子，寄出去。那份工作的工资是每小时10美元多一点，一天不到100美元，寒暑假我是全职，上学期间每隔一天去半天。大三的暑假我又去了一个电子元器件组装公司工作，每小时不到15美元。我做这些工作主要的目的是挣自己的生活费。这也是我很渴望得到的一种社会经验。

大学期间，我的生活很节俭，从来不买不需要的东西，吃的最多的是泡面。我在食堂卡里充的钱不多，不够我每天吃一次。我也没那么多时间自己做饭，最开始只会把各种蔬菜和肉放在一个锅里乱炖，后来学了一些炒和煎的技能，现在会煎蛋、煮蛋、炒蛋、煎牛排。大三我就和同学一起在校外租公寓了，是为了省钱。如果住宿舍，一学期至少需要贷款4000美元，住公寓每个月不到1000美元，能省下好几千美元。

我经常换公寓，主要是因为贵，我总想找更便宜的。也因为住不习惯，没有家的感觉，住哪里都不安心。美国的公寓不大，不到20平米，装修不错，里面是空的，床、沙发、桌子、椅子、厨具，生活用的一切都要自己买。那些我都不想买，一方面是舍不得花钱，另一方面搬家是个大问题，我眼睛不好，没有车，也开不了，家具很难带走。有些大件家具就算不要了，也不能留在公寓，不清理的话，房东可能会把押金扣没。所以我只买了床垫，放在地上，二手的桌子和椅子，只要二三十美元，常用的杯子、厨具，搬家的时候能卖就卖，卖不掉就直接扔。

2021年我毕业，找到一份汽车安全碰撞测试的工作。这份工作的月收入是3000多美元。除去租公寓的600-800美元，贷款和各种杂费，我每个月的生活费不到1000美元。所以工作后我的生活仍然十分节俭，坐2美元的公交都觉得贵，我买了一辆电动自行车，每天骑20分钟去公司。

工作之后，我似乎有能力建立自己的生活了，但我有时会想：我的家到底在哪里，我的父母到底是谁，这个世界上有人真正在乎我吗？我的心里好像一直有个声音在对我说，你不能就这样安顿下来，这不是你该待的地方，你要行动起来，去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但是我不知道要怎么找。这件事一直让我很焦虑，睡不安稳。这些年我的睡眠一直比较浅，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惊醒，也时常睡不着，所以熬夜。工作之后生活规律了一些，会好一点，有时候下班回到家六七点，直接在椅子上累得睡着，醒的时候已经晚上9点了。

2024年8月，我得了病毒感染性心肌炎，医生给我动了手术，我在ICU里住了两周。病好之后，我的心脏不会影响我正常生活，但它变弱了，导致我不能做剧烈运动。我很害怕再次发生意外，再也见不到我的亲生父母。这场重病让我下定决心回国寻亲。

一个中国的朋友向我推荐了“宝贝回家”网站。我把我记得的信息全都登记了：我家在一个山坡上，是个土房子，后山有个茶树林，还有一些田地，小时候我经常跑到山里采野果子，赤脚在田里玩耍。妈妈喊我“苏伢子”，我的眼睛在很小的时候被鞭炮炸伤……几天之后，“宝贝回家”的志愿者联系我，让我采血寄回国，让公安部门做祖籍分析。后来我听“宝贝回家”的志愿者说，他们通过妈妈编织炮竹售卖这一点，锁定了江西和湖南，又通过公安的祖籍分析确定是江西的吴氏家族。

恰好一位志愿者参加江西萍乡村民的家宴时，聊到我寻亲的事，有一个人说，这不是我家一个亲戚吗？志愿者给我发来爸爸妈妈和哥哥的照片，我的第一反应是这是谁啊，为什么给我发这张照片？再仔细一看，才发现他们长得都跟我很像。所以DNA比对的结果还没出来时，我就已经确信他们是我的家人了。我是在2月17日等到DNA比对结果的。找到亲人是一种落叶归根的感觉，我的灵魂有了归宿。

有了亲人的信息，我立刻着手办回国探亲的签证，更加努力地工作，每天加班1-2小时，每个周六都加班了，因为我想赚够回中国一个月的机票和生活费，不想让父母承担这些费用。回去前，“宝贝回家”的志愿者跟我聊过家里的情况，他们告诉我，我的家境并不好，爸爸得了糖尿病、脑梗，还有很多其他的小毛病，妈妈有一些耳背。现在哥哥一个人养家。志愿者怕我承担不了家庭的压力，说得很严肃。我其实并不惊讶，也不介意，我有预感会是这种情况，只是觉得很感慨，这么多年父母过得不如意，挺想帮帮他们的。

我不担心父母不接纳我，我有预感，我们相互爱着。我听志愿者说，2月11日他们去我家走访时，跟我父母说可能找到我了，爸爸妈妈的神情立马伤感起来，妈妈就开始哭，爸爸也开始流眼泪，妈妈差一点跪在志愿者面前，恳求他们一定要把我带回家里。3月23日我回到老家，我家的土房子还在，几乎没什么变化，以前的床和一些老物件都还在，父母还睡在里面，他们可能习惯了住那里。边上建了一个新房，只有一层，两个卧室刷了白墙，还有一个客厅和一个卫生间。妈妈把家里打扫得很干净。

这段时间，我最开心的事就是陪着爸爸妈妈。他们的爱不宣之于口，但体现在很多小事上。像一日三餐，洗衣服，收拾房间，爸爸妈妈都想帮我做。哥哥和表姐也一直陪着我。在他们面前我可以任性，有时候会跟他们拌嘴，像变回了小孩子。家里虽然条件不好，但有很多好玩的东西，比如妈妈养了很多只鸡，它们都很可爱，不怕我。后山一片竹林，能挖到很多竹笋，饭桌上有几个菜是我们一起去家里的田里摘了做的，吃完晚饭我们一起去外面散步，能看到很美的晚霞。这些都是我以前没有的体验。

回国之后，我一下子得到了太多的爱。我在一个采访中提到眼睛的问题，网友们想到了陶勇医生，在抖音上给他发了很多私信和评论，没想到陶勇医生真的看见了，邀请我去北京免费做手术。我跟网友们素未谋面，但是他们却愿意帮助我，我不知道怎样表达我的感谢。术后我的左眼视力提升到了0.2，恢复好的话，可能达到0.3或更高，右眼的光感也更强了。以前距离五六米看人，我只能看到一个轮廓，现在能看清人脸了。我很感激陶勇医生，眼睛的问题是我人生的一块绊脚石，现在我觉得我又迎来了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陶勇医生和苏伢子的合影

等探亲的假期结束，我还得回美国。还完贷款，我希望申请回国上学或回国工作。客观来说，过去的23年我过得很苦，但我觉得都是天意的安排，我不抱怨，也不后悔。很多时候我都没想到苦，也没有责怪过任何人，只是想着解决我面对的困难，达成我的目标。再苦再累，那些日子我是真真实实过了的。我也遐想过没被拐走的生活，后来觉得无论是哪个结果，我都能接受，都是属于我的生活。人活在世上，都有自己的不容易。我现在更懂事了，也更加自由，还要继续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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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版：布雷克 / 审核：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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