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琨在阿布扎比卢浮宫的穹顶下

图源：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

文｜榭瑞

编辑｜贾冬婷

5月5日晚的阿布扎比卢浮宫领奖台上，刘家琨受颁2025普利兹克建筑奖。5月3日，在阿布扎比文化基金会，他以“在大陆”为演讲主题，讲起自己在中国西南的成都，如何打造西村大院这样的“小小的盆地与大大的火锅”，以及此前的一些案例。

松弛、幽默的发言，和他所处的空间，形成了一种有趣的反差。置身阿拉伯传统棕榈叶顶下，线条、光影的几何变幻充满了不确定的迷人色彩。

从阿联酋萨迪亚特岛的高空俯瞰，让·努埃尔（Jean Nouvel）设计的阿布扎比卢浮宫，犹如半悬浮在水面上的白色城池。混凝土材质与大片水体，形成了光影互动。萨迪亚特岛的漫漫黄沙、阿拉伯湾的粼粼波光在此与苍穹相遇。设计灵感源自阿拉伯地区深厚的建筑传统，更根植于博物馆所处的独特区位。

关注在地性，回应环境与人的共生，是普利兹克奖选择在此颁奖的一个重要原因。主办方凯悦基金会主席汤姆士·普利兹克（Thomas Pritzker）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历年普利兹克奖没有到过中东，这一次，它有机会将大众的目光聚焦在此。普奖追求平衡，这种平衡可追溯至“中庸之道（The Golden Mean）”，经伊斯兰世界翻译其阿拉伯文著作才传入西方。得益于阿布扎比对中庸之道的追求，它将平衡、和谐与规避极端的法则贯彻始终，才能完成今天的蜕变。

刘家琨是第一次到阿布扎比，他谈到这里的部落传统在当下的延续，这样的城市组织模式，也是对“社区”议题的回应。

正如汤姆士·普利兹克所说，阿布扎比是时代的隐喻——当今世界正经历科技、思想与国际关系的剧变，变革速度日益加速，在这里，普利兹克奖正在寻找一个有力的回应，让那些可能出现的不安的情绪得到安抚。

普利兹克奖的独立评委会由不同背景的专业人士构成，构成人员处于动态的变化，因此也能带来更新的视角。汤姆士·普利兹克告诉本刊，随着时代的变化和人员组成的更新，普利兹克奖的评审一直在发生变化，但核心是从当下全球的趋势性问题出发，先问“为什么”（Why），再问“是谁”(Who)。

“为什么？哪些领域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汤姆士·普利兹克说。公众对建筑的期待在变高，普利兹克奖也在进一步推动更多形式的活动，比如教育类讲座，希望公众和关注建筑的人群进一步感受到，建筑师们正在对当下的环境作出回应。

在这个急速分裂、归拢、冲突不断的世界，如何化解那些茫然、纠结、矛盾？刘家琨的自然共生哲学，是一种可能的解法。“他关注社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无论什么都发展得非常快，这很令人困惑和不安，在这个维度上，社区变得比以前更重要。”汤姆士说。

普利兹克奖评委会主席、2016年该奖项得主亚历杭德罗·阿拉维纳（Alejandro Aravena）指出，刘家琨的作品“颂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彰显集体身份认同与精神追求”，称其代表作成都西村大院等项目“重塑了公共空间和社区生活的范式”。

亚历杭德罗·阿拉维纳指出，刘家琨设计出了一系列独一无二的作品，与此同时，在这一大多数建筑都有些平淡的当下，刘家琨的建筑在质量和创意方面力求“可再生”，这是在为建筑应对更丰富的环境变化，提供一个“工具箱”，即一种可以参考的方法和体系，这也是普利兹克奖的意义之一。

自1979年诞生以来，普利兹克奖一直在向全球化、多元化扩展。1980年代日本籍建筑师和拉丁美洲籍建筑师陆续入选，2004年女性建筑师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获奖，显示了普奖在地域和性别上的突破。

汤姆士谈到，中国是普利兹克奖发展的有力推动者。2012年的王澍，以及2025年的刘家琨，时隔13年，两位中国建筑师先后获奖，分别回应了时代对建筑师提出的命题，见证了普利兹克奖对人居环境和社群可持续议题的关照，也见证了它的进一步全球化、多元化。

回到社区：想得宏大，做得细微

在“社区”概念已经变得泛滥的当下，建筑会带来怎样的新启示？刘家琨用“在大陆”作为演讲主题，他幽默的讲述将人拉到成都玉林的浓厚社区文化中。成都所处的西南具有典型的大陆特征，刘家琨视作一种文化的集合。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对集体记忆的高度概括，部落、族群、社区，不论是当今的阿布扎比，还是古今交融的成都，都能找到很好的例证。

在汤姆士看来，在充满挑战、变化的世界中，建筑是一种解法：“如果它能够鼓励一个社区的发展，这个社区在变化如此之快的世界里是有帮助的。”

普利兹克奖评委会主席亚历杭德罗·阿拉维纳评价西村大院像一条纽带，让周边地区变得活跃。“它强化了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人们会出去散步，老人带着小孩来教他们骑自行车，邻居们聚在一起打牌或打羽毛球，人们去理发店，或者在楼顶的露天场所野餐，等等。刘家琨致力于将都市生活的各个维度融为一体，让它们保持微妙的平衡。”在这个大多数建筑需要自我维护但实际上无力维护的时代，西村大院式的建筑在自然生长。

2023年获奖者戴卫·奇普菲尔德（Sir David Alan Chipperfield CH）非常喜欢这个项目，他认为西村大院在当下的建筑领域是“反常规”的，刘家琨和团队与本地社区产生密切的联系，在业主和居民的支持下，利用建筑师的专业技能甚至政治技能去完成工作。

这个项目让他想到，刚刚去世的秘鲁作家略萨（Mario Vargas Llosa）所说：“想得宏大，写得细微（Think big, write small）”。在戴卫·奇普菲尔德看来，建筑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要看透一幅建筑图景，有时需要躬身入局，真正地去细微之处做事。

这种从宏大叙事到微观解法的思路，也贯穿刘家琨的建筑生涯。大学毕业以后，大概第三年，刘家琨作为年轻建筑师，到西藏那曲参加短期援藏工作。在海拔4500米的地方，需要修建一个艺术中心，当地永久冻土带地震的设防是9度，其实是一个很不适合修建筑的地方。因为海拔太高，怕高原反应，很多老的建筑师都不愿意去，刘家琨觉得自己还年轻，争取来了这个机会。

那是刘家琨的第一个作品。“因为我也没有经验，所以我按照图纸及资料集，在建筑里边设计了演讲厅、有舞厅等，反正一般城市建筑里边的功能，都放上去。”那个地方修建很艰难，但最终还是盖成了。

后来，刘家琨听说，根本没有人去用这个文化中心。在海拔4500米草原上，牧民如果要跳舞，就在草地上围着一块石头或者一堆火跳，根本不需要这样一个设计。过了几年，刘家琨听说建筑又投入使用了。但实际情形是，草原上风大，文化中心里面挤满了羊。“我虽然觉得有点悲哀，但是也有点高兴。我觉得终于还是有用了。”

这个项目是失败的，但是给他了很大的启发。“我就知道了设计建筑不是去设计一个物体，你一定要了解人们的生活，你是在为人们的生活设计一个场所和舞台。”

在5·12大地震后，刘家琨设计了胡慧姗纪念馆。当时，刘家琨见到在地震中逝去的胡慧姗的父母，感觉到他们痛失爱女，已经不想活了，他意识到捐献财物毫无意义。作为一个建筑师，刘家琨想，不如做一个纪念馆。

“当时，再生砖已经生产出来了，用再生砖来做一个地震中死去的小女孩的纪念馆，是顺理成章的，但是经过很痛苦的思考，我觉得我不能用再生砖，因为如果我用再生砖来做这么一个小女孩的纪念馆，好像纪念馆变成了一个样板房，变成了我个人的一个重心，会转到我作为一个建筑师的个人身上来。”

所以，刘家琨放弃了再生砖，选用最普通的材料修建了胡慧姗纪念馆。“放弃小我，专心为这个小女孩做一个纯粹的纪念馆，我从中得到一个体会，如果建筑师不过分证明自己，而是关注设计的对象需要什么，你可能就不会用很多技巧和手法来表现自己，这才可能放开来，和使用的人发生真正的关系。”即便无法完全做到无我，但是可以尽量剔除自我，调动更大的力量。

胡慧姗纪念馆的所有物件，都是父母从家中带来的，有胡慧姗生活过的一切痕迹。在刘家琨看来，这样一个小小的纪念馆，和后来那个大大的西村大院有着内在联系。他形容自己在西村大院做的是一个书架，商家和使用的人自己来表现和填充，这本来就是他们的权利。退后一步，反而调动了众人的力量，把个体生活的小小表现，变成了一个日常生活的纪念碑。

“每一个地方，都是本地人的本地”

某种意义上，建筑师需要成为一个高明的转译者，语言的，实践的。

刘家琨善用通俗化的表达，比如把西村大院比作大盆地、小火锅，把松阳文里的改造项目比作泥鳅钻豆腐。刘家琨说，在思考的时候、实践的时候，还是遵从建筑学本体的内容。“我可能不会让泥鳅来引导我的笔，它还是一个专业的建筑师的刻画的路径，但是我这么做了以后有一个表达可能大家都听得懂，要不然找不到语言。”

在他看来，建筑师，是一个在资本和使用者之间承上启下的角色，把资本的意图和使用者的愿望，通过一个物质固化，“其实建筑师还是可以挺有用的”。

但刘家琨并不习惯用宏大叙事来包裹一些东西。他对本刊说，“谈论一个破碎的全球、在结构中的全球，谈完了就洗澡、睡觉，好像不如集中精力一点。”他还是觉得重点是“附近”，“就是把自己能够得着的地方、能使上力的地方，搞得更扎实、更充分。这是更建设性的一种思路。”

刘家琨说，如果按照现在的社会结构，大家的确是彼此陌生的，但是假如有人提供一个大家都需要的公共场所，他们就会在那里聚集。就好比养狗的人、喜欢运动的人，会天然地聚集在一起，要从生活里面仔细观察，哪些是人们真正需要的。

“比如说我的私人生活，要有隐私性，但是我同时渴望在公共生活方面和很多人有交往。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学的论题，但是建筑师应该去研究社会学、人类学，这样他才不会成为一个只会做物体的人，而是可能做出一个复杂的、生动的、对人们非常有用的场所。”

在今天，地缘政治的动荡、经济的波动，带来更普遍的迷茫，建筑行业的兴衰一直是业内外讨论的热门话题。不过刘家琨回顾过去，庆幸自己没有放弃建筑学，更没有因经济环境的波动而动摇过信念。

他告诉本刊，中国过去几十年都在高速建设，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时期，建设的建筑体量非常大，以至于大家感觉到，建筑这个行业是多么朝阳、能挣钱，甚至好像是引领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即便现在建设量减少，但纵观全球，中国的状态还是比很多地区更好。到底是有这么大规模，而且还有一个惯性，总不能一直狂飙突进。我没觉得有多么悲观。”“建筑学和人类的命运紧紧缠绕在一起，人类不灭亡，建筑学也不会灭亡。”

对刘家琨来说，获奖这件事骤然把他拉到了全球化的宏大叙事里，但是，他的日常还是要回归建筑。从3月得知获奖讯息到5月，刘家琨一直被环绕着，他忍不住“吐槽”：一种普利兹克效应产生了，很多项目正在死而复生，他要完成更多建筑设计的工作，还要当自己的发言人，看着自己说一些重复的话语，时常感到无处躲藏。

“能不能在公布了以后就办一个普利兹克封闭夏令营，然后把得奖人藏起来一段时间？”这令人想到他的那句，“‘撸猫爽’，肉身不可替代”。不知道在玉林的工作室里，他会不会因为被信息所困而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和三只家琨猫隔着空气“打拳”。

刘家琨的工作室数十年来一直身处在玉林，闹中取静，楼下就是烟火，“建筑学需要在新益求新中守护原始的感悟力”。

“我要有全球的意识，但是具体做事儿的时候，能够在自己熟悉的地方还是比较好的。”刘家琨说，“每一个地方，都是本地人的本地。如果地方没有深度，所谓国际也是浮云。”

运营编辑：叶晨灏 刘雪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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