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在城市里，越来越多老人为照料孙辈而从老家赶来，成为“老漂族”。他们是当代中国家庭运转中不可或缺的力量。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陈辉在调研并访谈了上百位“老漂族”后写作《银发摆渡人》，他认为，老人们面临的最大困境并非适应外部城市环境，而是在家庭内部如何自处：许多人长期陷入“是保姆还是父母”的身份迷茫，还有人因为子女不够尊重而陷入“这一切值不值得”的自我怀疑。

陈辉认为，家庭本质上是一个由伦理、权力结构与资源整合共同构成的复杂系统，在三代同堂的家庭中，不能只靠情感来维系关系，更需要建立清晰的规则与责任边界，才能保障家庭顺畅运转，也让“老漂族”在其中感受到应有的关怀与尊严。

记者｜吴淑斌

口述 | 陈辉

“老漂”是资源

我开始关注“老漂”群体是在2017年，契机来自我的个人生活：我的母亲就是一位典型的“老漂”。自从我女儿出生后，她就开始不定期、长时段地到陕西来，帮我照料家庭。坦白说，如果没有她的帮助，我们的小家庭几乎难以运转。正是这种切身体验，让我感受到母亲以及她所代表的群体无可替代的价值。

当时，我写下了一篇题为《我的妈妈是老漂》的随笔发表在网络上，获得了超过900万的阅读量。这让我意识到，看似寻常的个人经历，其实是无数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

“老漂族”广泛存在于城市里，但我们常常对身边最普遍的现象视而不见——我妈妈并不是2017年才来的，但之前几年我都理所当然地享受她的助力。生活里的日常现象有很多，什么样的日常才值得做学术研究？我认为，当它的社会“密度”足够大，成为一代人的共同经历；当它的发生“频率”足够高，日复一日地塑造着家庭生活；并且，当研究者能具备足够的敏锐，能够跳出日常看日常，将其“对象化”进行审视时，它就从一个生活片段，升格为一个具有强烈时代性的研究命题。

我的研究方向是家庭社会学，“老漂族”是我们观察当代中国家庭转型的窗口。过去的农村社会，家庭生活相对稳定，生计和温饱是整个家庭的中心；现在，城市家庭的核心任务变成了孩子的养育教育和发展。“老漂族”这代人，恰恰亲身经历了从一种家庭形态向另一种的过渡。同时，对“老漂”的关注也反映出学界对人口流动问题的研究在不断深入。2000年左右，大量研究聚焦在进城打工的青壮年农民工身上，关注他们在城市的生存权益；当这批农民工决定在城市定居，以及一批大学生毕业后异地就业，“谁来带孩子”的问题就出现了，他们的父母——“老漂族”随之登场。

近年来，我和团队成员开展老漂族专题调研，在北京、成都、西安、广州等城市访谈了上百名“老漂族”，最终形成了《银发摆渡人》这本书。

调研时，我发现老人成了一种资源。以前我们谈起老年人话题时，都是讨论如何保障他们的老年生活、如何给他们养老，本质上还是将老人视为负担。但现在，当我们谈论“老漂族”时，看到的是他们身上的价值：他们虽然已经六七十岁，却是城市家庭里不可缺少的劳动力。

根据现在的产假政策，女性可以有3到6个月的时间照顾新生儿。但产假结束后到孩子上幼儿园之前，还有长达两三年的日常照料需要解决。等孩子进了幼儿园和小学，每天的接送和功课辅导又成了新难题。同时，年轻夫妻承受着不小的经济压力：为了支付每月固定的房贷、车贷，以及孩子的教育和养育开销，大多数家庭都需要夫妻两人都工作，依靠两份收入才能维持运转。

我把这种现象称为“核心家庭功能超载”。这是多重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育儿观念的变化不容忽视。以前是“带孩子”，现在是“育儿”，这是一套包含了心理学、教育学、营养学、卫生学的理念。这种高情感投入、高注意力投入、高时间金钱投入的密集育儿方式非常费人，特别是到了上学阶段，可能一个人还不够，需要一个优秀的后勤团队来接送、陪伴、辅导。教育系统也在给家长压力，很多教育事务需要家长介入。所以有老人说，“以前散养三个孩子，还不如现在细养一个孩子的付出多。”

与此同时，无论体制内外，社会工作节奏都变得很快，这种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状态，让很多年轻人在繁重工作后没有精力和心力经营家庭生活，急需老人的助力。调研中有的老人就告诉我，自己成了“香饽饽”，子女们都抢着要他们过去。多子女家庭在商量父母给谁带孩子时甚至还会产生矛盾。

 老人过得快乐吗？

“老漂族”在子女家的生活快乐吗？这受到很多方面的影响。

一个关键因素是“父代责任”的厚重程度。中国父母养育孩子，就是要为子女负责——不仅要负责抚育他长大，还要提供婚姻支持：彩礼、房子、带孩子。父代责任越厚重的地区，老漂对于委屈、辛苦的耐受力就越高，“我要为子女负无限的责任，即便苦一点、累一点，那我也得忍着，谁让我是父母？”父代责任相对较轻的地方，父母会认为结婚主要是子女的事情，子女应该承担更多，“我待在子女家不舒服，受了委屈了，我就不干了。”

当老人有可能选择离开时，子女就更会关注老人的感受，老人在家庭里的“谈判能力”就更强。

说“谈判能力”，好像让家庭变得不那么温情了。家是一个情感浓度很大的地方，但真实的家庭运作光靠情感还不行，而是要靠伦理、权力与资源整合，形成规则和边界，才能维持生活秩序，保证家庭的正常运转。

许多老漂产生过一个疑问：“我到底是父母，还是保姆？” 这个问题的背后就是家庭规则缺失与伦理身份的错位。我调研中有一位老人说，他摸索出的做饭规律是，周末孩子们要睡懒觉，十点才吃早餐。但有一次子女因为有事早起，发现没有现成的早餐，就抱怨了几句。老人也很委屈：一直按照你们的作息配合，怎么因为一次特殊情况，我就被责怪？他每天很辛苦为子女付出，期待来自儿女的关心和尊重——不仅是情感需求，还有基于伦理辈分的尊重需要。当老漂不能感觉到自己作为长辈被对待的时候，心里就产生了一种“伦理痛苦”：他和保姆的区别在哪里？

要改变这种困境，家庭内部需要围绕“育儿”建立起清晰的规则，比如老人在家里负责哪些事情，儿女下班后是否能让老人有休息的时间。

规则是互动出来的，开家庭会议也好，争执也好，都要靠每个家庭自己摸索。我见过一个老漂，她给全家做好了饭菜，吃饭时儿子对一道菜有些挑剔，提了不少意见，这位老人说，“下次你自己做，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做。”她敢于这样说，以后儿子或儿媳妇要说类似的话，就会有所顾忌。现在有许多家庭里的老人谨小慎微，生怕子女不高兴，不敢提出自己的不满与期待。其实老人直接说出来，可能更有利于家庭规则和边界的建立。

作为子女也要多觉察老人的需求，因为这也是影响老漂生活满意度的另一个因素：价值感。

实际上，很多老人不是用“开不开心”来衡量自己的老漂生活，而是“值不值得”。客观上我们都知道，老人对城市家庭的价值巨大，但重要的是老人的内在体验，他们心理是否觉得自己有用？自己的作用被看见了？如果老人能在家庭里感受到子女的正反馈，多给他一些关心、理解，累也是开心的。有一位女士讲了她给婆婆买衣服的经历：她不是在网上买好了，直接把快递给老人，而是拿着手机跟老人坐在一起，让她挑选喜欢的款式和颜色。老人并不缺一件新衣服，一起选购的参与感更让老人感觉到被重视和尊重。

老漂在子女家庭里生活的状态，有时也受家庭权力关系的影响。婆媳关系是人们讨论了很多的话题，但不仅是婆媳之间，老人还面临与自己孩子的关系调试。

“中年叛逆期”是我在广东佛山调研时听到的一个词。在我看来，“中年”不仅是个年龄概念，更是一种生命状态——只要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位置，承担着家庭中坚力量的责任，哪怕一个人只有二十多岁，他也是进入了中年期。此时，老漂父母从老家过来帮忙带孩子的时候，就会产生角色上的冲突：儿子已经成家了，他既是妻子的丈夫，又是孩子的父亲，他已经处于成人状态了。但他妈妈可能还把他当成孩子，还是按照小时候没有长大的那种状态去跟他说话，去管他。这就让这个男的很不舒服，因为他还没有获得自主性。女性也一样，现在很多家庭喜欢让女方的父母来带孩子，他们也可能和女儿产生类似矛盾。

传统意义上的“叛逆期”是青少年成长中的一种现象：孩子逐渐有了认知能力、判断力，想自己做主，但是父母害怕他不能做主。叛逆本质上是青少年基于自主权展开的斗争过程。现在的问题是，许多青春期的亲子矛盾被学业问题遮盖了，父母为了让孩子好好学习，一味迁就、哄着孩子，孩子缺乏真正的锻炼，自主性问题被延后到子女结婚之后。

当老漂来到子女家中一同生活，这个被推迟的成长问题就变得无法回避。儿子既要努力摆脱父母多年来的管教模式，又要经营好自己和妻子的关系。家庭中仿佛有两种力量在博弈：一边是夫妻关系，一边是亲子关系。妻子期待丈夫能与自己共同经营小家庭，而父母则希望儿子继续听从自己的意见。男性被夹在中间，怕被妻子说成“妈宝男”，又怕被父母说成“妻管严”，处境相当为难。

从老漂的视角来看，这些隐性的、微妙的关系困境让他们在子女家庭中不好过，甚至有的备受煎熬。当老人发现儿子左右为难时，会心疼儿子的处境，也为自己的处境感到无奈：他们原本是来帮忙的，反而常常成为家庭矛盾的焦点。而且，他们的权威地位在下降，传统家庭模式中，父母的经验和意见往往受到尊重，但现在，关于育儿、消费、生活方式的决定权都掌握在年轻一代手中。老人不得不适应子女家的新规则，这种角色转换让他们有压力。

 “老漂”老了之后

我将这群老人称为“银发摆渡人”，因为他们帮助年轻家庭度过最艰难的时期，把孩子成功送上岸后，这些摆渡人面临着选择：是和孩子一起上岸，留下来开始新生活,还是转身回到起点，回归故土？

这取决于他们是否愿意扎根，也取决于他们是否具备扎根的能力。扎根意愿源于他们在子女家中的日常感受：看着子女事业向前、孙辈成长，多数老人从心底感到欣慰，愿意留下，但前提是与子女的相处基本融洽，而不是整日憋着委屈。

扎根能力则考验着现实的种种条件。我们在访谈中发现，老漂的扎根能力直接受到城市环境的深刻影响。

首先，房价与居住空间是基础。一个三代家庭挤在60-70平米的房子里，和住在老家宽敞的房子里，家庭关系状态是完全不同的：拥挤会放大生活摩擦，老人怕打扰子女，年轻人也更容易因习惯差异而产生不满。其次，通勤距离和通勤时间也影响家庭关系。当子女每天需要花费一两个小时在通勤上，他们到家时往往已疲惫不堪。这不仅意味着亲子时间的压缩，更直接导致孩子放学接送、家庭晚餐准备等一系列现实难题，都重重地压在了老人肩上。城市外来人口比例也影响着老漂的生活体验，珠三角这类外来人口聚集的地区，大家都是从各地来的“异乡人”，反而让老漂不容易产生自己是“外地人”的感觉。

相比之下，农村“老漂”更愿意选择回乡养老。和城市老人相比，他们直接从乡土社会跳进现代都市，必须重新学习整套生活技能：怎么坐公交、如何扫码支付、去哪家超市购物。这些对年轻人轻而易举的事，对他们而言都要花时间适应。

而且城市“老漂”通常有退休金，老家的房子也可以置换，农村“老漂”往往没有这些保障，他们不愿意给子女添麻烦。他们还会有落叶归根的想法：留在子女身边看似养老更有保障，其实回到老家反而能获得更温暖的支持。50后、60后这代人，兄弟姐妹多，在老家构建起的一张密集的亲情网，我访谈过的一位老漂说：“生病的时候，在老家的兄弟姐妹肯定能把我照顾好，但在这里儿女工作忙，根本顾不上我。”

我判断，老漂现象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普遍存在于中国社会。这是责任情感逻辑与经济逻辑的双重作用。对于大多数年轻家庭而言，依靠父母的支持是应对高昂育儿成本最现实的选择。中国人的养育偏好决定了我们更信任亲人带娃：市场可以提供保姆，购买照看孩子的劳动，但无法购买责任心与爱。只要这种代际支持的“性价比”依然存在，只要家庭收入水平没有普遍达到能轻松购买市场育儿服务的地步，老漂就是无数中国家庭最给力的选择。

我们把“老漂族”作为学术研究对象，也是希望能推动改善他们未来的处境。从政策层面看，社会需要构建更友好的养老保障体系，比如“老漂”异地医疗保障医保报销问题，让老年群体“进可留在子女身边养老，退可返回家乡安居”。更深层的意义在于，《银发摆渡人》这部“老漂”研究作品，能否成为一面镜子：当千千万万的子女、年轻父母和老人在阅读这些真实的家庭故事时，能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从而重新理解自己的家庭关系，让每个家庭成员都能在理解的基础上，尝试做出一些积极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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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小雅 / 审核：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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