俟光武帝刘秀推翻新莽政权、迁都洛阳，与东都仅隔一水的河内郡地位自是愈发突出。刘秀在进军洛阳前，曾经叮嘱留守河内郡的偏将军寇恂说：“河内完富，吾将因是而起

晋武帝咸宁六年（280年），西晋平灭东吴，终于完成了疆域上的大一统。但短短三年之后，司马炎就强迫声名在外的二弟司马攸（过继给已故的司马师为嗣）离开洛阳“就藩”，开始了新一轮政治倾轧。这一决定的直接动机是将司马攸排挤出核心权力圈，避免其成为与皇权平行的力量中心，继而威胁到愚钝之迹已显的太子司马衷的地位。但为达成此目的，武帝付出的代价相当可观：为培植一股对自己和太子绝对忠诚的政治势力，他力排众议起用虽系名门出身，但在士人眼中品行不佳的外戚杨氏。此举不仅造成宗室成员间关系的高度紧张，还使整个政坛的既有运行规则遭到破坏——勋旧之臣对杨氏这个“空降”而来的竞争者充满敌意，对皇权的认可程度自是暗暗下降。尽

滚木立法”（Logrolling）

大规模战乱造成天下士人流落、最终为曹操收纳重用也是极其关键的基础。而在司马懿崛起之时，曹魏政权在华北的统治已经巩固，各大政治集团间形成了大致均衡的格局。新生代士族不再有性命、生计之忧，在各大势力间往往左右逢源，待价而沽。司马氏集团从曹魏政权内部“寄生”起家的历史，也使其难于彻底斩断和已成既得利益集团的士族之间的联系。

频仍

司马懿的高祖父司马钧（汉安帝时人）原为纠纠武夫，以战功起家，传之后裔，其家族已成为累世二千石的高门。经过汉代社会数百年儒学之风的熏染，从司马懿的祖父司马儁（汉桓帝时人）开始，司马家族已由原来的‘将种’完成了向儒生文人的转型。”这位司马儁在桓帝在位时出任过洛阳令、颍川太守，《晋书》称他身高八尺三寸，“博学好古，倜傥有大度”，为乡党所推重。朱子彦认为，司马儁从河内郡出仕到远在豫州的颍川郡，极有可能正是河内司马家与声名在外的颍川名士集团建立联系的开端，“几代人持续不断交游、联姻，形成家族之间的网络，继而积累人脉和政治资源”。

虐用其民，穷淫极侈

到公元222年夷陵之战落下帷幕为止，我们耳熟能详的“三国鼎立”局面才真正宣告定型

历史依据其冷酷的内在法则便宜行事，大众则更偏爱跌宕起伏的英雄史诗

立即安排18岁的长子司马朗带领7个幼弟返回温县家乡躲避兵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