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了不起的石窟”，我是杭侃，云冈研究院的院长，这一讲我来给大家讲讲云冈石窟。云冈石窟开凿在公元460年，年份叫“和平元年”，这年份很好，就是保卫“和平”这两个字，开凿石窟的文成帝是北魏的第五个皇帝。

云冈石窟开凿的历史背景是什么？

公元460年，是文成帝的和平元年，“和平”两个字寓意也非常好，我也不知道昙曜和文成帝开凿“昙曜五窟”的时候和年号有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但是从年号可以看出是有一个祈愿在里头。为什么大家有这么多的祈愿？就是因为在西晋之后，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五胡乱华”的分裂割据局面，持续的动荡，持续了100多年。在北魏第三个皇帝也就是太武帝的时候（439年），把北方地区重新统一了，统一的局面带来了社会很好的发展。所以在北魏平成时代，丝绸之路重新开通，我们到云冈石窟或者到大同的博物馆，都可以看到很多跟中外交通有关的文物。所以云冈石窟就是开凿在丝绸之路开通、中外交流频繁的背景之下。 

云冈石窟第20窟

还有一个背景就是多民族的融合，过去叫“五胡乱华”，现在叫“五胡入华”，民族之间往平城频繁的交流，因为它当时是首都，所以往平城去的人在平城时代要超过100万人，都是大量的移民，包括主持开凿了云冈石窟第一期的昙曜，也是来自于凉州的一个僧人，也是在我刚才说的年份439年。439年，太武帝把北凉政权给消灭了，北凉政权是以现在甘肃的武威为都城，武威又叫凉州。“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所以凉州是一个中转站，把凉州给消灭了之后，他就把凉州的很多高僧、知识分子，包括财物都运到了平城，所以文献里有一句话叫 “沙门佛事皆俱东，像教弥增矣”。也就是说北魏的佛教在第一、第二个皇帝的时候，已经接触到了佛教，但是并不发达，但是把北凉灭了之后，因为北凉特别地崇佛，这样“沙门佛事皆俱东”。

还有一个词叫“像教弥增”，“像教”就是说佛教借助形象来传达教义，因为过去读书人不多，所以像教能够很好地去传播佛教。

云冈石窟的选址有什么讲究？

刚才说到了昙曜是来自凉州的一个高僧，他在和平元年文成帝的时候，跟文成帝说，希望在“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我们可以这么想：开凿石窟，首先要有山，这个山这就是在从大同往内蒙去的这一条道路上，正好是在云冈石窟这个位置，当时叫武州山。这个山体比较完整，拿专业一点的术语说，就是在侏罗纪的一个砂岩上。如果大家沿着这条山谷走，就会发现只有这个地方的石质是相对最完整的，这个更具体地叫“侏罗纪砂岩的透镜体上”。什么是透镜体？就是像我们的镜片一样，中间厚两旁边相对比较薄，所以我想昙曜他作为一个工程的指挥者，一定会选山体最好的地方。

结合我们窟前遗址的发掘，除了选他认为透镜体上石质最厚最好的那一部分之外，我们结合这几年的窟前遗址发掘，发现他考虑的可能还有一个因素，这个因素就是北魏时期的河岸遗址和我们现在的河岸不是同一个。现在云冈石窟南边也有一条河，就是武州川，但是这是金代改道了之后的。北魏时期的河堤遗址我们发掘出来了，现在“昙曜五窟”前面，还有一个玻璃的房子，一个小玻璃的支架里头就摆着当时的发掘现场。如果这两个因素合起来，再加上等会讲到的它第一期洞窟的特点来看，昙曜开五座窟考虑到了几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山体的厚度，石质的好坏；第二个就是离河岸（的距离），应该那一段是五洲川在窟前流过最宽的部分；还有一个就是跟开窟形制有关，涉及到礼佛，怎么样去拜佛像，观瞻佛像。云冈分成了早中晚三期，第一期就是“昙曜五窟”，“昙曜五窟”的观瞻方式跟第二期主要是孝文帝和冯太后时期开凿的洞窟观瞻方式不一样，和第三期也不一样，所以在这个地方要说一下。概括地说，云冈石窟开凿在丝绸之路畅通、北魏重新统一了北方之后，中外文化交流特别频繁的情况下。第二，在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非常频繁的情况下。还有就是在这个情况下，这么多的人群，统一了这么大的面积，如何对社会进行有效地管理？这是摆在统治者面前非常重要的问题。

云冈石窟外景（图源：“云冈石窟官微”公众号）

北魏统治者如何利用佛教凝聚社会共识？

也就是说，一个社会要稳定，一定要有社会的共识，怎么样去凝聚社会的共识？实际上不同的统治者做过不同的选择，或者是侧重点不一样。对于北魏的统治者来说，一方面是在汉化的道路上进行探索，还有一个方面是利用佛教。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这是《魏书·释老志》里的原文，“助王政之禁律”,也就是说佛教能够帮助王权的统治。还有一句话是《魏书·释老志》里面的叫“令沙门敷导民俗”，这样推广佛教类似是一个国策了之后，开凿云冈石窟这样巨大的工程，他们希望能够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就是“令沙门敷导民俗”。所以在云冈石窟之后，各地开凿了一些小石窟，包括北魏后期很多的造像碑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造像碑，我们在造像碑上经常可以看到集资来刻造像碑的，都是一些沙门组织的艺社，这样就解决了地缘的关系，它是以地缘为主，不再是以血缘为主，不再是各个部族部落、少数民族，不再是这样，而是一个地缘为主的信奉体，所以我们在造像碑和小型石窟上经常可以看到沙门引领着一部分供养人，可以说“令沙门敷导民俗”的政策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宗教也有自己的考虑，为什么花了那么大劲，包括昙曜要花那么大劲去为皇帝开凿了5个石窟？象征着帝王，造像“令如帝身”。也就是说北魏的佛教和世俗政权结合得比较好，在统治者有需求，僧团有需求的情况之下，在人力、物力、财力都够的情况之下，这样开凿的云冈石窟就变成了国家工程，拿当时的人在《水经注》里说云冈石窟“真容巨壮，世法所稀”，也就是说它树了一个样板，再通过国家的意志传达到基层，这样对北魏的整个社会就起到了很好的稳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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