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中读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进入“了不起的石窟”。我是大足石刻研究院的黎方银。非常荣幸有这样一个机会，与大家一起去分享大足石刻的那些事、那些人，去领略和欣赏大足石刻的美。

为什么大足叫“石刻”？

说起大足石刻，可能大家首先会问我，克孜尔、敦煌、云冈、龙门、麦积山都叫石窟，为什么大足却叫石刻？

我们知道，石刻主要是指刻写在碑碣、石壁等物体上的文字和图像，在古代主要指的就是碑刻文字。而所谓石窟，则指的是模仿地面寺院建筑，开凿在山崖上的洞窟。在大足，既有摩崖刻造像，也有洞窟造像，还有寺院建筑等等，因此，它还是属于石窟的范畴，将其称为大足石窟也是没有问题的。但问题在于，1945年中国学典馆馆长杨家骆、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组织的第一次科学考察，对原来并没有名称的大足的这些造像，首次定名为“大足石刻”。以后这个称谓被广泛使用。不过，也因为这个称谓，给不了解大足石刻的人造成了很多困扰，甚至是误解，以为大足石刻是文字，把它与石窟造像区别开来。实际上，从石窟艺术发展史的角度看，大足石刻与克孜尔、敦煌、云冈、龙门、麦积山等石窟一起，构成了一部完整的石窟艺术史。

▲大足石刻宝顶山景区

现在我们都知道，大足石刻早在1999年，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遗产，是中国石窟类遗产中，继莫高窟之后第二个列入世界遗产的；直到现在，它也是重庆市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同时也是重庆市最具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名片。按说，这样一座伟大的艺术宝库，应该早已闻名于世。但很遗憾的是，它却在千百年间，默默无闻。与早已闻名遐迩的诸如敦煌、云冈、龙门、麦积山石窟这些伟大遗迹相比，它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远远不及。可以说，在十八世纪之前的文献和著述中，都难以找到有关大足石刻造像的记载，而有的只是只言片语的碑文或者题记的收录。

在清嘉庆二十三年夏天到二十四年正月的时候，大足来了一位代理知县。他就是乾嘉时代著名的考据学家张澍。这位出生于甘肃武威的嘉庆进士，一生仕途多变,曾在很多地方当知县。他在大足代理知县虽然时间很短，只有半年，但他却以一名学者的敏锐，写了十多篇有关大足石刻的文章和数十首律诗。特别是他抄录了石窟中的部分文字，撰成了《大足金石录》一书，这部书的原稿现存于陕西省博物馆，至今也是研究大足石刻的珍贵文献。可以说荜路蓝缕，功不可没。但是仅凭张澍一人之力，并没有让大足石刻走出山谷。半个世纪后，时间到了战火纷飞的1940年。

梁思成等人考察大足石刻

▲1940年1月18日，梁思成缩减到的大足北山佛湾摩崖造像

这年年初，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古建筑学家，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一行在对四川古建筑调查时，在大足的邻县潼南，听说大足有石刻造像，于是他们临时改道来到大足考察了三天，拍摄了大量照片。1947年4月，梁思成受邀参加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建校二百周年纪念活动，并担任“远东文化与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席。与会期间，他举办了一次图片展。接着，以从未有人报道过的四川大足石刻为主题，作了一场讲演。与会的美国汉学家费慰梅女士说：“正是他首次把大足的雕塑艺术介绍给国际学术界的。”但是梁思成的考察，并不是我们后来所认为的第一次科学考察。因为他们那次考察主要是拍摄了照片，所做工作有限。1944年春天，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已经在战火中坚持了七年，大轰炸已经过去，一切都在逐渐恢复中。这个时候，一个展览为这个阴霾中的城市带来了轰动，那就是远赴敦煌临摹壁画的著名画家张大千回来了。尽管敦煌在国际探险活动中被发现已近五十年，但真正将它带到世人面前的却是展览中的这些图像。强烈的视觉冲击征服了陪都文化界，人们突然发现，原来在大漠深处隐藏着一处几乎已经被遗忘了的艺术宝藏。

▲大足石刻宝顶山

1944年冬天，居住在重庆北碚的中国学典馆馆长、著名辞典学家杨家骆，在即将付印的《民国大足县志》里，看到了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大足的石刻造像。这位自幼遍习经史的学者敏感地意识到，大足石刻极有可能是另一处湮没无闻的艺术宝库，他感到，也许，又一个敦煌的惊艳故事将在重庆陪都附近上演。于是，他就在与这部志书的编纂者、当时任大足县参议会参议长的陈习删取得联系后，决定组织考察团，亲自到大足去看一看。那时，抗战还没有结束，重庆作为国民政府的陪都，云集了全国各地迁来的专家学者，所以杨家骆的考察团便很快组建完成。其中包括被誉为中国近代考古先驱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中国现代古史辨学派创始人、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顾颉刚，著名历史学家、北碚修志委员会副主任傅振伦，此外还有故宫博物院的一位科长庄严，立法委员何遂，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雷震，摄影师冯四知等共计十五人。这在中国科学考察史上，也算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大阵容。其中的吴显齐，当时作为中国学典馆的青年学者，他以日记的方式，把考察的全过程都详细地记录了下来。

日记中说，1945年4月25日，考察团从重庆北碚出发，先乘船渡嘉陵江，然后经合川、铜梁，前往大足。这段旅程很艰难，一些人坐滑杆，在崎岖的川东山区行进，这个在今天只需要一个多小时的路程，但他们当年却走了整整两天。两天后的傍晚时分，陈习删才看到考察团员们的身影。那时的大足，还是一座偏远的闭塞小城，考察团的到来，对鲜有外地人来的大足来说，无疑是一大盛事，所以站在街边围观的老百姓把街都拦断了。这些围观的群众没有想到，在这个热闹之后，大足的命运将就此改变。

大足石刻在中国石窟史上的重要地位

考察团在大足呆了八天，他们各司其职，以其超乎想象的效率，编制窟号，测量部位，摩绘像饰，捶拓图文，鉴定年代，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对大足的主要造像进行了科学考察。考察结束以后，他们先后在重庆、上海作了很多场学术报告，发表了大量文章，曾经轰动一时。他们惊呼：大足石刻湮没千载，此次考察之成就，实与发现敦煌相伯仲；考论其价值，以为可继云冈、龙门石窟鼎足而三。从此，奠定了大足石刻在中国石窟史上的重要地位。当时，考察团曾拟定了很多研究计划。然而随着1945年8月抗战结束，考察团成员陆续返回了北京、上海等地，拟定的研究计划未能全部进行。1949年，杨家骆等部分学者迁到了台湾。但杨家骆一直坚持对大足石刻进行研究，从未间断，并在东南亚各地演讲。可以说，他把对大足石刻的首次科学考察，看作了他一生的荣耀！

▲大足石刻宝顶山卧佛

45年后的1990年7月，时任大足石刻博物馆馆长的郭相颖收到了杨家骆先生从美国一所大学转辗寄来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赴贵县年仅三十四，今将届八十，秉烛朗景，仍不能忘情于贵县”。字里行间，都充满着对大足这片精神家园的眷念。10月，他再次从台湾来信，希望再度访问大足石刻，并对大足之行充满了期待与向往，一次时隔45年的重访似乎就在眼前。当时，我们也充满了期待，等待着他的再访。然而最终等来的，不是他的重访，而是杨家骆先生的讣告。1991年11月，这位对大足石刻一见倾心、终生不渝的学人，溘然长逝。但客观地讲，即使是1945年这么重要的一次科学考察，也没有让荒野中的大足石刻走得更远。

大足石刻重获新生的开始

新中国的成立，才是大足石刻重获新生的开始。这里有一件事不得不说，因为他与大足石刻有关。重庆解放仅仅一星期，邓小平就召开西南局会议，决定修建成渝铁路。为了保护沿线的文物古迹，邓小平专门派秘书前往重庆大学把张圣奘教授请到了西南军区所在地，会见并宴请这位学者。

邓小平诚恳地对张教授说：这次请你来，是有一件苦差事，想请你出马。成渝铁路已经动工了，沿线古迹和地下文物很多，参加修路的又大多是部队战士和民工，他们不认识文物，如果遭到破坏，就是我们的罪过。因此想请你们专家到成渝铁路沿线去鉴别文物，免得遭到丢失和损坏，我们还请您担任考古团长。听懂了邓小平这番充满诚意又有眼光的话，张教授十分感动，欣然接受了任务。考虑张先生年事已高，且文物大多在很偏远的地方，路很难走，邓小平还专门批准给他准备了一乘（盛）滑杆。张圣奘何须人也。他是湖北人，精通9国语言，获得英国牛津、美国哈佛等名校的文学、医学、法学5个博士学位。历任东北、复旦、震旦、交大、重大等大学教授。

▲大足石刻宝顶山三圣

在接受了邓小平安排的任务后，后来经过张圣奘教授等人的努力，在1951年3月9日就发现了后来被命名为“资阳人”的一个旧石器晚期人类化石。也就在这一年的12月，张圣奘教授到大足考察了10多处石刻。由于张教授是著名教授，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他的这次考察，直接就促成了两件事。一是1952年6月，在百废待兴的时候，西南文教部拔专款1.2万元，新建了北山佛湾保护长廊，并培修部分石刻，保护了大批石窟造像。二是1952年11月12日，大足县政府发文通知成立大足县文物保管委员会，下设大足县石刻保管所。首任负责人就是1945年邀请杨家骆考察大足石刻的那位大足本地的学者。从此，大足石刻有了专门的保护管理机构，为以大足石刻不断走向世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与这些石刻已经相伴四十多年，我就一直在想，杨家骆为什么对大足石刻会一见倾心、终生不渝？大足石刻又为什么能成为继敦煌之后中国第二个石窟类的世界文化遗产？在今天，又为什么有无数的海内外观众到大足观光考察？大足石刻到底有怎样的魅力，请大家关注第二节：妙相庄严：大足石刻也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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