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我们就进入到他人生的第一阶段。先来讲讲苏东坡的家学、他的家庭。

苏东坡是仁宗景佑三年，也就是1037年（出生的）。仁宗景佑三年实际上应该对应的是1036年，不过算起来阴历和阳历不一样，要算公历就是1037年。他是眉州眉山县人，属于成都府。现在成都南边大概50公里，还有三苏祠，大家去旅游时可以看。

苏东坡的远祖是一个大诗人，苏味道。这个人是武则天时期的人。我们知道武则天时期用了很多听她话的人，偏偏苏味道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然后被贬到了眉山做刺史。所以这里面有个遗传因素——苏东坡这么聪明，可以找到源头。那么苏味道是哪儿的人？河北栾城的人，苏东坡不太提这个事儿，苏辙很在意，他的集子叫《栾城集》。

苏东坡母亲姓程。程家是当地的大户，而且也出进士。在苏东坡的人生里，程夫人是很不简单的，因为是进士家的女儿，据说这个人“读书知大节”。而苏轼的父亲苏洵，“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三字经》这个话可不是瞎胡说。司马光写苏老泉，说他二十七岁才发奋读书，跟夫人有段这样的对话：苏洵说，我要读书，这么多孩子，你的负担重吗？程夫人说，你（尽管）读书，家庭的事情有我——这个人很精明能干。

苏东坡七岁入小学，跟一个叫张易简的人学习。当时一个矮道人在张易简家见了苏东坡，说“这是个贵人”。这个道士看起来不是肉眼凡胎。然后到了十二岁，在寿昌院从学刘微之。刘微之作了一首诗，叫《鹭鸶》——鹭鸶是一种鸟，宋代画那种荒寒图、疏林图时，往往带点雪、带点芦苇、带点枯树，还有这种水鸟。诗作的结尾说：“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苏东坡当时十二岁，小精灵似的，说：最后一句应该改一下，叫“雪片落蒹葭”。诗在结尾的时候要兜住，“逐风斜”（在语势上）应该还有下一句，再找补回来，让它落下来。而“落蒹葭”，蒹葭就是芦苇，这个的确是好。然后他老师说，我教不了你了。

这不是老师生气，这是天才的灵光爆破。我们做家长的要注意，孩子小的时候你总得观察他。当然多数孩子在多数时间里是平平，但是总容易在某些地方显示出他独特的兴趣。苏东坡是比较突出，这是老天赋予他才华的一次爆破。就像项羽见了秦始皇以后，没人教他，他就立刻想“取而代之”，好家伙把他叔叔吓得，当时就捂着嘴说“这是灭族的话”，然后正眼看了看他侄子。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

我们说到苏东坡的家学。他住在哪儿？今天我们到三苏祠（能看到一个街道）叫纱縠行。因为他们老苏家人不少，结婚以后，程氏夫人就到纱縠行，说让儿子生在这儿，自己则开始做生意经营。

苏老泉这个人是有点侠气的，才华也不小，就是为人比较严，属于严父。从他对儿子的教育可以看出，苏东坡这一辈子受他父亲的影响（很深），比如父子读《北使语录》。

富弼（1004年－1083年），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是仁宗、英宗、神宗三朝重臣

《北使语录》写的是谁？富弼，他是跟韩琦一块做宰相的，比苏东坡他们早一辈的人。当时的宰相韩琦叫韩魏公，富弼是郑国公，都是国公，这是封的。当然还有欧阳修，他们是一辈人。北宋最大的两个敌人是辽和西夏（辽衰落了以后，金又变得非常麻烦），当时主要的敌人还是辽国。辽国人开始生事，北宋要给人家送白银、送丝绸，结果辽国觉得少，要求增加岁币，眼看就要起战端。《北使语录》不是富弼写的，是有人根据他跟北国谈判说的话整理成了一本书。富弼就跟辽国君主说：不要再打仗了，打仗将军得利，我给你一些钱财，你（自己）收着。

古代士大夫读史跟我们今天不太一样，我们老是寻找人类的生活规律，他们是学以致用。针对《北使语录》这段话，老苏就提了一个问题，问他儿子：你们读了《史记》《汉书》、读了那么多书，谁说过这个话？苏东坡当时说，汉朝的时候，严安给皇帝上书有过这样的意思。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了解苏轼学问的根底。历史记载人类过去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阅读这些，培养的是一种用历史观察生活的方法。所以我们说苏东坡和司马光不一样，苏东坡和王安石不一样，甚至跟欧阳修都不一样，他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是一个历史的经验主义者。

富弼这个话，不能拿到台面上说——对着大将军说他们会烦死你，因为他拿利益诱惑（君主），而人是利益动物，因此可行。但这个话就跟宋儒（的观点）产生麻烦了，王安石也好，大小程子也好，欧阳修也好（欧阳修还好点），全部讲道德、讲人性善、讲君子之道的。

但这不意味着苏东坡是卑鄙的，他是洞察人性，讲人情、不讲人性——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讨论这些抽象问题不管用。你说人性是善的，怎么坏人那么多？光教人行善，不能导致世界上都是好人；但既然人是利益动物，那就顺着人情走，政治上也是。

这涉及到一个大问题：我说为什么他是一个“大”知识分子？就在这个地方。理想主义者有一个麻烦，就是讲“应当之理”，我们应当做的事多着呢。生活中教育我们，比如在北京打车，从北师大到故宫，20来公里，需要多少钱？比如说你（想）50块钱解决问题，十有八九下不了车，为什么？你得考虑中间因素，红绿灯、或者有国事活动那条路不让走了，中间还可能出个车祸、追尾了。这些状况如果你做政治却不去考虑，只讲一个应当之理——那好了，别人都是坏人，因为你想拿着50块钱20分钟到故宫，所有妨碍你的人都是坏人。

所以王安石为什么一上台，就驱逐了老宰相，还拿着《尚书》的观点说反对者都是坏人？这还没变法，先得罪了一半人，大家都看你的笑话，有机会还收拾你。我为什么说有人的知识格局小？做政治跟做别的不一样。你看小程子（程颐）、大程子（程颢），他们教书可以，真办政治（就不行了）。后来苏东坡和程颐也衍生了一个矛盾，导致程颐的学生死磕苏东坡，这是到了元佑时期旧党执政了（旧党是反对王安石的这些人）。王安石死后，新党失势了，因为老太后是反对新党的，结果他们（旧党）得了势，内部又干起来了，这都是非常不幸的。这里边的问题很多，当然也有苏东坡自己的主观原因——他是个文学家，文学家有一个毛病，就是爱说讽刺话，编好了特别妙，不说出来心里不痛快，这导致了一些无谓的争端。

这就是《北使语录》相关的一个小事。你可以看出来，苏老泉的《衡论》《权书》跟苏东坡的立脚点是一致的，讲的是办法，讲的是针对人情我们应该怎么做，而不是讲“应当”——王安石变法实际上就是想得好，做起来都反了，苏东坡也讲究改革，回头我们再说。

苏洵（1009年-1066年），字明允，号老泉

苏洵还教苏轼作文。当时是欧阳修有一篇文章在整个（士大夫）群体里非常有影响，模拟这个文章，苏东坡就做了两句：“匪伊垂之带有余，非敢后也马不进。”他爸爸说“这个好，你将来用得着”，也就是说你要去做官。苏东坡这是用了典故。“匪伊垂之”是说，我的带子不是要故意往下垂，而是因为带子长。《诗经》里有一首诗写周王或者一个高级贵族，服装宽大，带子往下垂：“匪伊垂之（我不是故意垂的），带则有余”。“非敢后也马不进”，是出自《论语》。说孟之反掩护国家部队撤退的时候，走到城门了，打马前进，然后他说，我前边走得慢不是故意要落在后边，而是我的马走不快，（人很）谦逊。你看，一个谦逊、一个富裕，这个对偶是很漂亮的。把书里的那些句子演化成自己的文句，而且对得那么好，老苏给儿子点了个赞，说将来你能用上。果然苏东坡在后边写文章的时候就用了这个句子。

……而臣衰不待年，宠常过分。枯羸之质，匪伊垂之而带有余；敛退之心，非敢后也而马不进。徒坚晚节，难报深恩。臣无任。

——《谢赐对衣金带马状二首之一》

然后他母亲程氏夫人的教育、培养，也有几件事情，这是苏东坡他们自己回忆的。刚才说他们租的纱縠行，纱縠行院子里有一个暗窖，其中有一口大缸，总会发出声音，大伙就想打开看看。过去有人会把钱放在大缸里，装到底下。他妈妈说，这是人家的钱，不许开。苏东坡后来也遇到过一个类似的事情。当时想挖一个东西，他的第一任夫人说：要是老夫人在的话，肯定不让你挖。于是苏东坡说：对，我不能存侥幸。

他的第一任夫人叫王弗，第二任夫人叫王闰之。王闰之命好，一直做阔太太，苏东坡要倒霉之前就离世了，而且享尽哀荣。第一任夫人对他有点像姐姐，会指点他。民间有个比喻是男士像钟表，经常有女士来“上发条”——来敲打他。苏东坡跟第一任妻子是有情感基础的，所以有“十年生死两茫茫”的句子。

另外，他们家不许抓小鸟，所以家里树上有很多落鸟。旁人说，这家真神，鸟儿在树上不怕人，有这样的传说。（苏轼寓言散文《记先夫人不残鸟雀》）

流传最广的就是读《后汉书·范滂传》。东汉闹党锢之祸，太监专权，把李膺这批士人抓的抓、杀的杀，范滂也被抓了，一上刑就是死刑。母亲来了，母子告别。母亲非常有风骨，儿子要死了，说：我养大你、教你做善，你现在做得那么好。苏轼读了这个以后，就跟他妈开了句玩笑：我要将来做范滂，你能不能做范母？老妈说，你能做范滂，我怎么就不能做范母呢？你可以看出，他们家读书不单是教大家怎么用掌故，从历史中汲取经验，还有学气节。

上一集说过，王夫之骂苏东坡，我老是心里不平。你真要仔细看，他比韩愈讲气节多了。韩愈这个人只要一遭贬，马上就开始向皇帝摇尾巴。柳宗元这个人，你看他的《永州八记》，可爱的地方不可住，多糟糕。小石潭那么好，不能久留，美好就是不能久留。你（在这种心态下）怎么活下去？所以老早就死了。这一点上他可敬，但也可惋惜。

但是苏东坡内心强大，能从海南岛回来。后来旧党势力回来了，还有传说宋徽宗要再次启用苏轼。章惇曾经往死里整苏轼，现在因为不同意宋徽宗上台遭了贬，他儿子曾经是苏东坡的学生，多少年不来往，腆着脸跟苏东坡写信说，你别往死里整我爸爸。然后苏东坡说，我跟章子厚四十年的交情，那些事都过去了。也就是说，我苏东坡不是那样的人。

因此，苏东坡虽然表面上风流倜傥，可能也做了一些比如娶小妾之类的事（一夫多妻制在那个时候是时代使然），但是在气节上是有来历的——他的家世大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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