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吴根绍

数九寒冬，在学校与家之间一天跑几个来回的儿子冻病了，咳嗽越来越粗，得上医院看大夫。

验血、拍片，结果出来了:儿子得了肺炎。医生说需住院治疗，起码要半个月。我摇摇头，去找另一个医生。第二个医生说不住院可以，每天来打一瓶点滴，如果想好得快，就得用好一点的药。什么是好药，他没解释，只是埋头开处方。到计价处一计价，他所说的好药打一次要100多块钱，要连续打一星期。

我小时候也得过肺炎。那时我打的是青霉素。青霉素不是好药吗？所谓好药，是最适合患者个体情况的药，而不是功能最多的药。不能用升级换代的家电来理解药。儿子长这么大，是第一次打点滴。医生不打听这点，他们只是看病，不看人。于是我又去找肯听我们诉说的医生，终于找到一位愿开青霉素处方的医生。也是打一星期的点滴，只花了100多块药钱，儿子的病就好了。

医患关系总是患者处于被动的地位。如果了解一点医药知识，还是可以与医生讨论的，比如青霉素。可这“民主协商”的前提条件也太苛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