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昱

这是北京知青李仿地保存至今的两张31年前的老照片。虽然破旧而模糊，但现在它们被塑料膜纸压得平平整整，夹在一本考究的影集里，默默记忆着那个恍若隔世的燃情岁月。左图为1967年11月16日李仿地等400余名北京知青在天安门广场挥手上路的情景；右图是2天之后在锡林浩特，女知青们第一次穿上蒙古袍时的合影

30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瞬间，但30年前，毕竟有1700万人那样生活过。他们生活的这一段历史和他们所付出的代价，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评说。而对于每一个拥有过那段生活的人来说，30年后，翻腾在他们心底的究竟是什么？

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以此为标志，“上山下乡”运动至今整30年。

但实际上，城市知青下乡的历史应该自1956年始。据统计，1956～1966年的10年间，已有120万城市知青下乡，其中1962～1966年5年内下乡的占100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中国政治社会学的著名学者托马斯·伯恩斯坦在他所著的《上山下乡》一书中，把这种大规模下乡的背景看作是“有效地控制城市人口增长，力图使教育的发展与社会经济协调的重要举措”。据该书提供的数据，自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时期，我国工业以18%的比例增长，城市就业平均每年增加约140万新职工。这140万新职工中，有40万来自农村，城市人口亦随着工业化发展而增长。1949～1957年，城市人口总数从5800万猛增至9200万。1957年，高层决策者们开始意识到应严格控制城市发展，但大跃进又使城市陷入了发展狂热。等三年自然灾害过后，当时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才在一次讲话中检讨：“我们从农村吸收了太多的人力到城市，自然灾害表明，我们的城市人口超出了我们农村可以负担的程度。”他提出：“我们的城市人口必须从1亿3千万降到1亿1千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