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70年足以改变英国拥有的一切以及它所处的世界，也足以令英国君主制发生渐进，尽管并不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一切都需要借助一位具有承前启后属性同时能适应大众的再“建构”眼光的独特人选才能完成。而伊丽莎白二世的长寿和稳健，以及她从少年时代起对新技术和新媒介的兴趣，足以使她胜任这一点。

21世纪的英国年轻人没有经历过“冷战”，没有体会过伦敦大轰炸的惊吓和战后初期的艰难岁月；全球化、消费主义以及流行文化的影响使他们更倾向于把女王视为某种具体但又不甚切身的象征物。而伊丽莎白二世恰到好处的分寸感正好迎合了这一切。

专制君王通过制造神秘感来增加自己在民众心目中的分量，现代君主则要借助成为社交明星来增加自己的亲和力：时代毕竟已经不同了。

在意识到公众情绪已经成为英国君主制本身的合法性来源之一以后，王室开始尝试主动利用公共舆论和社交媒体消除大众与白金汉宫之间的隔阂。

更直接也更明确的表达——表达出属于正常人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君主的情感，并且和公众的关注点处在同一个振动频率上。

不仅是一场文化冲突，也是一场代际战争。女王视公共生活以外的一切为私人禁区，宁可将它们交给神秘的“惯例”和古老的王室传统去主宰。

“代议制政府在长期执政之后，遭受到因为审美疲劳导致的反感。民主问责制的绵软无力，使得政治精英可以安享巨大的权力，却极少承担因政策失败而导致的责任，如同一群现代寡头。在这样一个时代，超党派的君主制变得更受欢迎也就不足为奇了。”哪怕这种“欢迎”主要是形式上的。

工党良好的施政意愿与混乱的政策路线造成了一系列矛盾，以至于最后连选民也感到困惑。威尔逊最终在1970年的经济衰退中下台，但保守党也未能实现稳固执政，两党进入了一个长期的拉锯期。

。对公共服务和工业生产部门的激进国有化改造导致生产效率下降、浪费增加，不切实际的高福利使得政府公共支出增加到每年140亿英镑。而威尔逊的对策是实施英镑贬值和削减工资增幅，导致全国性罢工层出不穷。

威尔逊政府虽然通过从苏伊士运河以东完全撤军、进一步切割海外义务减轻了财政负担，但因为首相试图模仿西欧社会民主党的政策路线，建立“高税收、高福利”的新模式，反而造成了新的赤字。